我国口岸动物疫病传入途径与防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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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来动物疫病防控是国家动物防疫工作的重要环节，对保障公共卫生、维护生态安全起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口岸动物疫病疫情复杂、风险隐患多、防控压力大。本文从我国动物疫病口岸防控现状、主要传入途径以及防控对策 3 个方面进行了综述。分析认为口岸动物疫病主要通过活动物和动物产品进口、走私、人员携带、邮寄、边境贸易以及媒介、生物迁徙等途径传入，因此需要通过加强风险分析和检疫准入、加强指定口岸建设和管理、强化口岸检疫防疫能力建设以及提高检疫处理的科学化和市场化水平等途径，防止动物疫病从口岸传入，保障国内畜禽养殖业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本文为口岸动物疫病防控措施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外来动物疫病是导致我国动物疫病流行和暴发的重要外源性因素，关系到我国畜牧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动物疫病传入风险，周边国家及欧、美、加等地区相继暴发疯牛病、口蹄疫、禽流感、牛瘟等疫情。这些疫病一旦传入我国，将对我国畜牧业造成严重打击。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自 2018 年 8 月我国发生首例非洲猪瘟疫情以来，截至 2019 年 10 月 16 日，全国共报告 157 起疫情，扑杀生猪 119.2 万头，涉及28个省区市，直接经济损失达上百亿元。此外，在已知的 200 余种动物疫病中，人畜共患病占比高达 70% 以上，成为威胁人类健康和公共安全的重要风险隐患。因此，控制外来动物疫病的传入，保护我国畜牧业发展，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就显得尤为紧迫。 1 口岸动物疫病防控现状 1.1 疫情复杂 据不完全统计，自 2010 年以来，口岸监管部门从进口动物，尤其是进口种用动物中先后检出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一类、二类动物疫病多达 30 余种。引进种用动物成为外来动物疫病传入的重要风险点。此外，进口动物产品中也多次检出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病原微生物。 1.2 风险隐患多 出入境人员非法携带进境物比较隐蔽，部分旅客故意逃避检疫，按常规检疫方法不易发现；口岸监管机构对旅客携带物、邮包的查验手段比较落后，主要依靠现场观察、人工抽检，易造成外来动物疫病随携带物、国际邮包传入和扩散。 1.3 防控压力大 我国进境动物疫病检疫水平、风险分析研究、人员专业素质相对落后，动物疫病监测、控制与补偿体系还不完善。由于动物疫病风险分析总体水平不高，必要的风险分析数学模型相对缺乏，风险预警能力不足，使得防犯外来动物疫病缺乏预见性和准确性。加之，市场准入标准不统一，口岸检疫设施和能力不足，协同执法力度不够也是口岸动物疫病防控的短板。 2 口岸动物疫病主要传入途径 2.1 进口活动物 2.1.1 种用动物 引进国外优良畜禽品种改良本地品种，可以获得优良的畜禽性状和生产性能，被广泛用于畜牧业生产中。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从国外引进种用牛、猪等大中型种用动物达 14 万头。在引进动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伴有动物疫病传入并在畜禽群体中潜伏和流行的风险。1995 年我国首次从加拿大引进的种猪中分离到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目前该病毒已蔓延到我国所有省份，成为我国近年来猪呼吸道疾病的根本原因之一，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数亿元。此外，随着国内乳制品需求的不断增长，进口奶牛在我国呈高增长态势，国外牛疫病传入的风险也随之不断提高，例如，疯牛病、蓝舌病等。 2.1.2 屠宰用动物 近年来，我国逐步开放国内屠宰用活动物进口市场，先后与蒙古、澳大利亚等国签署多项双边检验检疫议定书，陆续落地实施了一批进境屠宰马匹、牛、羊等项目。2012 年，我国阿日哈沙特口岸首次从蒙古国进口屠宰用马匹；2015 年，重庆空港口岸首次向澳大利亚进口屠宰用肉牛。目前我国已开放 6 个澳大利亚活牛屠宰口岸。在进口活动物屠宰中，涉及进境前预检、抵境后隔离检疫以及屠宰加工流通等诸多监管环节，及时检出隐性感染动物并正确处置，对于防止动物疫 病由国外传入至关重要。此外，进境活动物隔离场、屠宰场建设是否合理合规、人员监管是否到位，对于输入性动物疫病防控也有重要的作用。 2.1.3 观赏动物及宠物 观赏动物按其不同的生物学特征可分为：（1）哺乳类，常见有猴、牛羚、白唇鹿、象等；（2）鸟类，如天鹅、孔雀、白鹤、鹭、鹰等；（3）爬行类，如蛇、龟等；（4）两栖类，如大鲵、蛙等；（5）鱼类，如金鱼、锦鲤等；（6）无脊椎动物，主要有甲壳类、昆虫类等。在引进观赏动物时，往往会将所在国病原体携带入我国，通过观赏动物传播给国内动物和人员。李凯年等报道，从荷兰进口的火烈鸟中检出了新城疫和鹦鹉热，从圭亚那进口的观赏鸟中检出了禽流感。此外，随着进出国门的人员增多，宠物跨国门进出正变得越来越频繁。犬猫等宠物携带有狂犬病病毒、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弓形虫等多种病原体，有可能将国外不同血清型或基因型病原体带入我国进而感染易感动物和人群，导致相关动物疫病流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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