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农民养猪是荒谬的，这是他们基本的权利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14日上午前往江西考察，在仔细了解村民收入、打工等情况后，对当地负责人说：国家既支持发展规模养猪，同时也支持农户散养。短短一句话，道出了中小养殖户多年来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处境，也让他们看到了“继续养下去”的希望火苗。

目前，我国每年生猪出栏量高达7亿头，其中养殖规模在 50 头以下的养殖场占比 50%左右。虽然这几年来，我国养殖的规模化程度上升，但中小散户依然是我国生猪养殖的主要构成部分和猪肉供应的主力军。

中小养殖户的加速退出，源于2014年开始的环保政策。2015 年，“水十条” 规定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并在2016 年“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再次重申。一些地方的不作为，直接将养殖与污染画上等号，挤压和限制生猪养殖业发展，还有个别县区粗暴的“一刀切”打造“无猪县”。2018年，广东省江门市掀起了一场环保风暴—推动养猪业逐步退出江门，在此政策的指导下，《关于调整江门市生猪养殖量的指导意见》面世，要求在年底之前将全市生猪存栏量从2017年的357万头压缩到100万头以内。

环保与养猪真的水火不容吗？

金融证券研究专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认为养猪破坏环境简直不可思议，中国农民养猪养了多少年了，养了几千年好像没有破坏环境，不能把环境的恶劣算在猪的头上。农民养猪天经地义，中国农民几千年来都养猪，几千年的环境都那么优美。

他认为，禁止农户养猪不仅违背了经济学的常识，更是侵犯了中小散户的权利。农民种地和养猪都是最基本权利，不让农民养猪真是荒谬的政策。养殖业既可以进行集约化饲养，也可以散养，不要过多地解读环境与猪的关系。

与吴晓求观点一致的还有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吴银宝和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副理事长黄瑞华。吴银宝看来，养猪与生态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他认为养猪的污染来源主要是猪粪污水，而猪粪污水主要以氮磷为主，是完全可以作为有机肥使用到农业的。黄瑞华也表示，猪粪污染的问题是完全能够得到解决的。大自然是一个生态循环，要遵循循环规律，让这些能够被大自然分解的动物废弃物还原为植物营养物。

给中小养殖户贴上“落后和污染”的标签也是不合理的，他们的环保意识正在逐渐的提高，他们深知，按照以前的方法养猪是不行的，只有符合大方向的养殖行为才能在行业中立足。一些农村的中小养殖户开始实行种养结合的生态养殖模式，产生的粪污有些被用到自家田地，有些则作为鱼饲料。这样不仅没有增加环境污染的负荷，反而能够给土地和庄稼提供养分。

政策缺乏连续性，是农民复养的阻碍之一

非洲猪瘟这一黑天鹅事件，戏剧性的完成了环保的“指标”，更是进一步将中小散户逼上消亡的边缘。2018年11月，广东省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上指出，将排查清理存栏5000头以上规模化猪场周边3公里范围内的小散养殖场（户）。

今年下半年以来，猪肉供应偏紧，猪价持续上涨，国家大力发展规模养殖。但规模养殖数量原本比例较低，且时间和资金成本投入大，仅靠发展规模养殖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我国的生猪生产。而原本比例较大的中小散户不仅灵活且资金投入较小，有条件快速复产。因此，201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积极带动中小养猪场(户)发展。

但农户复养的积极性依然很低，究其原因，政策缺乏连续性，是农民复养的阻碍之一。

吴晓求认为，金融的开发，最重要的是预期和信心。没有预期，没有信心，金融的开发就紊乱了。他拿民营经济进行举例，昨天把民营经济说得一塌糊涂，你们可以“休矣”，今天又说谁要和民营经济过不去，我就和谁过不去。这个变化太快了，谁也不知道哪样是对的，哪样是错的，接下里会怎样，经济的发展自然也就受到了阻碍。因此政策要有连续性，要有可预期，这个政策要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首先政策要对头，然后保证这个对头的政策是要保持连续性的。

千百年来，养猪一直是我国农户的重要活动之一。但这几年来，环保、非瘟问题大大的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如果说什么能让他们重新开始自己喜爱的养猪事业，那么连续的政策保障一定是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