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是最好,是:“不错” 我真想说那句经典的话:“这是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狄更斯)。当然,我说的是养猪业。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是因为过去的一年,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从未有过的惨痛经历,让很多养猪人倾家荡产;说这又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是因为猪价再创历史新高,市场极度缺肉,乃至在广西南宁出现了久违的“肉票”。这时候如果手里有猪,那的确是暴利。 更重要的是,国务院为了稳生产、保供给,出台了《国五条》。《国五条》要求:地方要立即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禁养、限养规定。对依法划定的禁养区内关停搬迁的养殖场(户),要安排用地支持异地重建。这意味着过去一些地方上以各种理由清理、打压散小养殖户的做法无法继续下去了。甚至,为了保供给,至少在短时期还要鼓励散小养猪。至少,这的确是个逆转。 相对于过去只要养猪就能赚钱的时代,那时候不用担心环保拆迁、不用担心猪价、不用担心饲料涨价。当然,现在还不能算是最好的时代,但的确应该是个不错的时代。 二、十省发布生猪发展目标 据公开消息显示,目前共有超过10个省发布了自己的生猪发展目标。而在过去几年,除了东北四省(含内蒙古自治区)以外,大多数省、市、区对发展生猪是不欢迎,甚至持有限制和强拆的态度。拆掉的大部分是散小养猪场,取而代之的是大型养猪场和产业链企业。 有句话说得好,叫“形势比人强。”这句话通常用在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现实或唯一选择的情况下。如今大概就是这个情况,肉价暴涨,地方ZF的负责人在菜篮子责任制的巨大压力下,也只能大开绿灯,这当然也包括散小养殖模式。 广东是中国GDP第一大省,是中国经济的风向标,是中国改革的前沿,所以,广东的做法往往代表一种趋势。 我们以广东为例。广东为了稳生产、保供给推出了《猪十条》,一是“严格实行生猪生产红线制度。修订《广东省生猪生产发展总体规划和区域布局(2018-2020年)》,明确各地市最低生猪出栏量,确保全省生猪自给率稳定在70%以上。” 广东常年生猪出栏量约3700万头,每年需调入生猪约1500万头。这个要求,等于未来广东省自己养猪的比例甚至要略高于非瘟爆发前。 此前,广东因为经济发达,实际上并不欢迎发展生猪养殖,珠三角地区几乎被拆光,养殖场户只好退居山区,如茂名地区。 二是“制定实施稳产保供“猪十条”。提出了严格“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落实生猪产业用地、规范禁养区管理、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场和屠宰厂建设、健全猪肉供应保障机制等政策措施。”过去数年,想在广东拿到养殖用地,那是相当不容易,预期“猪十条”出来后,会有很大的改观。 还有北京,从前几年的一些事例来看,北京貌似要打造“无猪市”。乃至某区发生非瘟后清理个精光,一头不剩。而这次,北京市要“建设京内“935”生猪产业区,2022年达到年供商品猪89万头,实现10%的猪肉市域供给率。市政府将拨付专项资金,对达到标准的新建、扩建规模猪场,给予一次性奖励;对粪污治理、农机购置、强制免疫等方面给予补贴。” 北京为了保供给还出台了另外一条举措:“建立外埠基地制度,稳定生猪产品供销关系。”,什么意思?就是到外地建养猪场,专供北京消费。 除了广东、北京,目前出台鼓励政策的还有江苏、浙江等省,这都是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过去,都是不鼓励养猪的。这的确是个逆转。 三、副总理去了四川 9月2日,国务院胡春华副总理去了四川,在四川调研时强调要“着力提升销区生猪稳产保供水平。”四川曾号称中国第一养猪大省,在本次非瘟疫情中也是损失惨重。现在,很多过去卖猪饲料的经销商纷纷转型卖禽料、反刍料,很多饲料厂的猪饲料出现断崖式的下降。 根据当前生猪产销形势,四川省提出,力争2019年出栏5780万头,2020年出栏5880万头,2021年出栏6000万头,实现自给。按照我的理解,四川要用3年的时间实现6000万的目标实现自给。要知道,四川以前是调入省,这次又损失惨重,不拿出来点真东西,怎么实现目标? 四川过去以散养为主,如果实现3年自给目标,规模场就是马上开工建设也来不及。何况,母猪、仔猪从哪里来?所以,对散小的短期依赖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我认为,四川的朋友可能是个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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