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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5年我国肉牛产业特点及分析
3.1 国家多方位强化政策扶持力度，政策综合配套性有待强化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肉牛良种补贴，基础母牛扩群增量补贴，南方现代草地畜牧业项目，养牛大县奖励等扶持政策，持续加大了肉牛标准化示范养殖场建设，良种工程，秸秆养牛等工程项目投资，推动了肉牛产业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全国肉牛存栏量持续稳步增长，肉牛养殖适度规模化及标准化程度不断提高。但从全局看，国家对于精准支持肉牛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尚未形成，综合配套能力不强，如金融保险扶持政策的缺失导致肉牛养殖企业普遍贷款艰难。
3.2 国内肉牛养殖成本高于肉牛主要出口国
限于国内资源禀赋不足，我国肉牛养殖成本长期居于高位，且明显高于肉牛主要出口国，以澳大利亚为例，中澳自贸协定签署之后，自2015年12月21日起我国进口澳洲活牛的关税降到8%。最新澳大利亚肉类及畜牧业统计上显示，600kg的育成牛牧场收购平均价是3.2澳元/千克（去年同期为2.9澳元/千克，澳元对人民币汇率为5.08），根据资料统计，澳洲活牛出口到中国，陆运及服务（79.4澳元/头）、海运及服务（189.8澳元/头）、进口环节服务约再增加22%，一头600kg育成牛从澳洲牧场出发，到国内屠宰场的价格为13522.94元/头，2016年6月，我国育成牛出栏平均价格为25.93元/千克，屠宰场收购一头600kg的育成牛的成本为15558元/头，比进口澳洲活牛的价格多2206.38元。
3.3 国内肉牛生产效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肉牛屠宰胴体重长期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暴露出肉牛生产效率较低的问题。
造成肉牛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主要包括三点：一是肉牛良种化程度仍然偏低。当前全国改良肉牛比例不及50%，且部分地区由于管理不善，出现引种退化的现象。经多年探索努力，我国肉牛业在育种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效，通过国家鉴定成功培育的专门化肉牛品种已达4个，包括：夏南牛、延黄牛、辽育白牛、云岭牛。但培育新品种的市场优势尚未充分体现，难以满足国内对于优质肉牛生产及消费的需要。二是肉牛饲养管理方式落后，饲料转化率较低。这一点在农户养牛群体中较为集中体现，由于观念落后，养殖知识贫乏，从圈舍、喂料到防疫等环节的饲养管理方式过于粗放，导致肉牛生长状况不良，育肥效果差，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三是国内肉牛屠宰环节缺乏有效监管，私屠滥宰及肉牛产品注水掺假等行为仍十分普遍，市场的无序竞争严重影响了肉牛实际生产水平。
3.4 规模企业兼并重组势头强劲
以恒阳牛业为例，公司于2014年收购澳大利亚TABRO和HYMO屠宰工厂，这两个工厂日均屠宰量2500头，50%以上的牛肉产品远销澳洲海外，据有关媒体报道，收购TABRO的对价为2500万澳元。公司又于2015年布局南美乌拉圭肉制品加工基地Rosario和Lirtix冷链肉制品加工厂，并开始运作借壳新大洲A上市。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上海梅林、得利斯、新希望在内的近10家上市企业2015年先后涉足或者强化牛肉业务。可以看出，随着国内牛肉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社会资本注入肉牛行业的势头也愈发强劲，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规模化肉牛企业跨境并购的大潮已全面开启。
3.5 国内肉牛产业进入转型实质性阶段， “粮改饲”时代来临
2015年，国家大力倡导种养结合的养殖模式，提出支持青贮玉米和苜蓿等饲草料的种植，开展粮改饲和种养结合模式试点，促进粮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即将步入“粮改饲”时代，是国家粮食安全观念的重大革新，有助于优化肉牛产业的基础结构，也为肉牛业等节粮型畜牧业的持续发力提供了重要支撑。
3.6国家对于牛肉走私的查处力度继续加大，但牛肉走私利益链条已根深蒂固
2015年，我国查处多起走私牛肉事件。从海关缉私局了解到，全年共查到13.2万吨走私牛肉，其中包括流入国内市场的牛肉，查获地点包括广西、广东深圳、湖南长沙、上海、云南马关等地。但据各界反馈的信息判断，实际牛肉走私数量远不止这些。 在暴利诱惑驱使下，甚至有一些连锁餐饮企业因为牛肉需求量大，也已参与到走私链条中，并与走私贩及供应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同盟。表面上，餐饮企业都明令禁止供应商提供走私肉，而且他们对于采购进口肉，从品质到报关手续再到进出口手续上，都有严格的要求 ，但在走私利润同盟当中，双方实际遵循的却是另一套潜规则，举例说明：进口商从某国购进的牛肉中有5%是合法进口，95%是非法走私，履行手续时只用5%的产品去报关和检验检疫，所获取的合格证明却用于这一整批牛肉的销售，相当于是套牌手续。这种恶劣行为无疑给我国牛肉的市场监管进一步增大了难度，也为食品质量安全埋下了多重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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