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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接干预行动应谨慎
主持人：从2009年以来，农业部持续实施了生猪生产监测预警工作，每月定期发布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数据，成为研判形势和引导生产的权威数据。国家调控生猪价格的手段有哪些？
马有祥：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部、商务部等部委联合发布的《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规定，以猪粮比价为核心预警指标，分别设立绿色、蓝色、黄色和红色预警区间，表示正常、轻度、中度和重度价格波动，并采取信息预警、冻肉收储或者抛储、加强进出口管理等措施。
《预案》自2009年发布以来，结合实践，几经修改，2015年10月最新发布的《预案》最大的特点就是扩大了绿色预警区间的范围和减少调控措施，更加注重信息公开和预警服务，减少对市场的短期直接干预，更加尊重市场，提高对市场波动的容忍度，发挥市场自发调节和修正的作用。国内外的实践也证明，由于政策的不稳定性和滞后性，实施调控的难度大、要求高，既需要完善的监测预警系统，也需要高效的响应机制保障，哪个环节失灵都容易导致调控失效，放大波动效应。
今年2月份，生猪存栏比前4年同期平均水平低13.9%，能繁母猪存栏比前4年同期平均水平低19.7%，同比均连续下降30个月以上，给市场的信号是猪少了，养殖场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适时补栏。3月份，生猪存栏环比增长0.9%，能繁母猪环比持平，信号也很明确，产能调减见底，补栏开始增加，同时也提示养殖场户要理性补栏、适时出栏，防止价格下跌风险。
王珺：生猪价格波动的原因一方面是来自于行业内部，包括生猪养殖的周期性以及养殖户对于价格信号的反应和市场预期，另一方面来自于行业外部，这包括生猪的疫病、食品安全事件、全社会的价格波动以及国际生猪市场的波动等。当生猪产业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时，在行业内部机制的作用下，生猪产业可能会产生持续的波动，而不能迅速恢复至供求平衡的状态。
理论上，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影响供给和需求量来缩小供求之间的缺口。一般来说，价格较高时，政府可以通过投放储备肉，鼓励进口等方式即时地增加市场供给，适当让价格回落；在价格过低时，可采取政府采购，并对养殖户给予补贴，以免出现产能的过渡削减，造成未来供给短缺。但在现实中，政府针对市场波动的直接干预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会增加财政负担；二是干预手段难以充分发挥效果，比如储备冻肉受到储备能力和储备时间的限制，操作的弹性较小；三是政府难以判断生猪价格上涨是结构调整后出现的趋势性上涨还是短期的波动；四是干预的时机不对也可能会加剧波动。因此政府采取直接干预行动时应谨慎，同时可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放到促进产业长期可持续发展上，比如加强统计监测，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促进产业组织的完善以及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等。
四、支持生猪产业化发展
主持人：从行业健康发展的角度看，怎样帮助养殖户正确认识市场走势，有效规避市场风险，进而防止猪肉价格暴涨暴跌？
马有祥：缓解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是一件需要扎实打基础、练内功的事，非一朝一夕之功。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抓以下几件事：
一是强化信息监测和预警。不断完善监测方案，扩大监测范围，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及时发布生产动态和预警信息，稳定市场预期。
二是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已连续6年开展标准化规模养殖示范创建活动，建设国家级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示范场1657个；支持养殖场（小区）改造升级，成为市场供应主力。
三是加强疫病防控和技术指导服务。这几年效果明显，今年生猪疫情稳定，为后期生猪产能恢复奠定了基础，也为保证市场供应增强了信心。
四是促进生猪产业绿色发展。农业部日前发布实施《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引导生猪生产健康发展；启动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创建活动；加大对生猪粪便收集、运输和综合利用等扶持。同时，支持生猪产业化发展。
王珺：大范围的生猪疫病爆发、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以及影响较大的环境风险事件等生猪生产环节出现的问题，都可能引发生猪市场的剧烈波动。提升我国生猪产业的生产水平，包括疫病防控技术、育种和生产管理水平、建立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避免以上重大事件的冲击，从而减小猪肉价格波动的幅度。另据国外的经验，向下游延伸生猪的产业链并增加中高端猪肉产品的供给比重，也有利于平抑生猪价格波动。
朱增勇：首先要完善市场分析预警体系。虽然国内不缺少统计数据，但是“数出多门”，生猪市场价格分析预警体系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帮助养殖户正确认识市场走势，有效规避市场风险。
其次要注意应用市场手段进行调控。历次生猪价格上涨、市场行情看好时，众多企业往往会扩大规模或者跨行进入生猪养殖，政府出台补贴政策，猪价快速回落；但当猪价下跌时，却缺乏相应的养殖户稳定经营措施。因此，应更多地运用市场手段调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风险管理、规模化标准化扶持以及种畜研发，促进生产稳定。
另外，进口贸易调控机制需要进一步健全。猪肉和猪杂碎进口具有明显放大效应，尤其是在市场价格低迷时。在我国生猪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国际竞争力较弱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完善猪肉及相关产品进出口调控机制，避免进口低价猪肉对国内市场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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