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对于养猪行业来说,养一万头的猪场有,一家一户养1-2头猪的也有。今天在座的从事养猪行业的这些老板,你们是经过大浪淘沙才坐到今天这个位置的。回顾养猪的过程,不管是8年、10年还是20年,在你身边曾经做同行业的朋友,应该是来了走,走了又来,养猪从业者前赴后继。因为你们过去有比较好的观念,今天你才能坐在这里。这个行业的明天后天依然风险跟机遇并存,依然会有前赴后继。 目前为止,让我们养殖业比较痛的现象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现象,强拆。强拆的原因有很多种,首先,过去邓小平同志在珠海画了个圈,将珠三角圈出来,开始发展工业,开始大刀阔斧的办起了经济特区(包括深圳)。而我们整个养猪业也在不断往外围撤,往外围转移。地方战略规划中也都划定了专门的工业区、专门的养猪区。目前在广东养猪行业,湛江、肇庆、茂名、梅州、江门这五个县市占了整个广东省生猪出栏量的一半以上,这个圈到底是否要往外扩,需要我们去思考。就像我们丢个石头到塘里面,它会一圈圈地扩大,究竟大到哪个程度是最好的,我们还需要不断的调整变化。 第二个现象,资金链的断裂。就在今年初,佛山市有一个最大规模的猪场因为资金链断裂,2000头母猪被欠债抵还。为什么会资金链断裂呢,是扩张过快,还是另有原因呢?追究起来原因有很多,如疫病、规划不当、经营不善等,这也需要我们去探究其根本原因。 这两个现象形成了养猪业的危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因素,包括政府、社会、行业。 政府现在越来越有具体的、长远的战略规划。我们国家养殖业早期是没有什么战略规划的,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营的观念在农牧业是率先到位。只要猪价一高,消费者一抱怨,国家就进口猪肉,相关部门就给补贴,懂的、不懂的都进来养猪,养得不好的就会得病;随之而来的是猪价的下跌,这个过程中,养殖户就前赴后继一批又一批的更换。在这种情况下,养殖户是典型的受到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国家宏观条例影响的一个群体。如果政府能够在规划时做到专业性更强、区域与区域特异性更强,并且划分某个特定区域养殖某个特定动物群体,这样,政府内部就能够确保这个行业的专业性,养猪业则能够发展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完善。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75%的种猪基本聚焦在爱荷华州和伊利诺伊州这样局部的区域,它的肥猪有75%—80%集中在类似中国内蒙、东北这样的玉米所在地,这样规划其实是很科学的,值得国内借鉴。 另一方面,真正的标准化究竟是什么,并没有形成明文规定。我们都在讲标准化和规模化,那到底是500头叫作规模、叫作标准,还是1000头、2000头叫标准?今天没有明文规定是因为这个标准会随着市场的需求、规划去改变。举个简单的例子,湛江市今天有3700万头猪,我们今天规定:年产50头以上肥猪的才能叫做规模化;随着产业竞争和发展,明年要到500头以上的才叫规模化,再过三年5000头以上的才叫规模化。随着行业和产业的发展,标准会有所调整和变化,所以政府的政策扶持也会相应发生调整。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比较普遍的原因在于:企业发展不符合规划、不符合环保要求。不管对于哪个企业来说,环保都是可能影响千秋万代的事情,我们不能把子孙后代的饭拿到我们这一代吃完。在环保的投资方面,不管是正大还是各位养猪场的朋友,我们在未来环保的投资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这种投资未来会越来越大。在这个层面上,严格落实环保政策,出现猪场拆迁也是不可避免的。 目前,土地资源的短缺,中国人口众多的现状下,我们的养殖资源也会越来越紧张。我们无法和美国、俄罗斯相比,他们人口少,面积广。另外,地方政府希望的是,如果你把屠宰场、饲料厂建在我这个县,但养殖就建到别的县去,能交税的在我这边,不交税的到另一个地方去。但事实上,如果养殖的源头不可控,生产安全放心肉也不太可能,会出现食品安全风险。作为正大来讲,我们鼓励在找解决方案的同时要考虑到社会环保的要求。如果一个猪场总是臭气熏天,而且能波及方圆几百米或波及到几公里,污水排放影响周边县城,将会引来一些投诉和抱怨。不仅土地资源以及水资源需要保护,空气质量也需要保护。 市场的供需关系总是处于动态平衡阶段。今天中国14亿人口,近两三年生猪出栏头数大概在7亿头左右,将近有5000万头父母代的母猪,如果我们拿5000万头的母猪和7亿头肥猪来比较,一头母猪一年大概能产平均14头。如果我们把一头母猪生产能力借到肥猪,一年可以生出20头来,那么我们只需要3500万头父母代母猪。从今天的5000万头父母代母猪降到3500万头,这意味着我们同行业还会有大约1/3的种猪养殖场还未被淘汰掉,因为我们的生产能力必然会成长。按照这样的规律, 7亿头整体的规模肥猪的规模会变大,母猪的规模会缩小,谁养得好,谁就能生存下来。湛江市如果370万头种猪的出栏不变,如果我们调整母猪每年产20头健康的肥猪,那么我们母猪会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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