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业篇
广东养猪业的变革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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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我省养猪业依然处于转型升级的半途：一方面，新世纪前十年我省已经基本搭建起养猪产业的框架，以《规划》的颁布为标志。另一方面，养猪业面临的环保、土地、成本、产销等矛盾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于是，很多养猪人会有这种感受：当下既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 这种产业过渡时期，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政府承担更大的协调生猪产业经济的职能，通过行政权力，强化对生猪产业的控制与干预，一些政府主导下的集肉猪养殖、储备、屠宰于一身的大型现代化生猪养殖场因此诞生，一大批“违法、违章、违规”的猪场退出。或者是政府主动加强自己在生猪产业服务、监管等职能，减少对生猪产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让市场真正去决定谁留下、谁淘汰。 两条路径泾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前者，政府继续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限制和压制了生猪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有可能最后出现生猪企业的垄断。后者，政府只管该管的，保障生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有利于推动生猪产业真正走向市场化。 最新颁布的《条例》更鼓励用“激励、扶持、引导”为手段，促进畜禽养殖废弃物等资源的综合利用，实现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实现产业优化与升级。在这样的问题上，行政权力对养猪业过多的干预，只会激化诸多矛盾，加剧养猪产业的稳定，不利于发展现代养猪业。 三、主动变革 目前养猪产业暴露出的主要问题还是养殖模式、养殖理念落后。为了获取更高的回报，不惜高密度、大规模养殖，粪便、动物尸体、废水等废弃物处置不当，既严重危害生猪健康水平，也造成了土壤、水质污染，妨碍产业综合效益的提高。这种粗放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面对越来越严格的产业政策，养殖户只有真正重视起来、寻求改变，才能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 有必要澄清一种误解，那就是认为我省养猪业转型升级到现在还是“摸着石头过河”。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村还有大量廉价劳动力需要就业，养猪业呈现出遍地开花的现象。对于整个生猪产业到底怎么走，大家没有太多的思考。但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生猪周期性波动剧烈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大量散户退出市场，规模化养殖快速发展，随之而来便是土地、环保矛盾日益突出，地方政府因此发起一波又一波清拆猪场行动。实际上，这时候政府、猪场老板、养殖户都明白，散户遍地开花以及欧美模式可能不适合广东。 广东养猪业应该走的道路，即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动力，以环保为依托，以效益为中心，立足粤港澳市场，开拓东南亚市场，加快建设专业化生猪产业带，积极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定位清晰，科学布局，推进产业升级。” 这中间有两大关键词：适度规模化和标准化。无节制的规模化会带来几方面的负面效应：其一，饲料粮如何保障供给？其二，适合超大规模养殖的土地在哪里？其三，高密度养殖导致疫病暴发的风险更大，怎样控制？其四，规模养殖产生的废弃物，如何消化？所以，未来年出栏200~500头生猪的养殖场会更有前景。 要破解单个养殖场污染治理模式单一、投资大、能耗高、效率低的难题，同时保障猪肉安全，政府一方面可以鼓励更多农业龙头企业开展产业化经营，将大量中小规模农户集合起来，提高生产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又可以有效解决农牧企业的“用地难”问题。核心是分散饲养，统一标准，集中管理。另一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政府可以加大对养猪专业合作社的政策扶持力度，设立市场准入的平台，推进农超对接。 这种转型升级能否顺利推进，除了养殖模式、养殖理念需要创新之外，还需要主管部门更加重视养猪产业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不是针对某个单项的（比如只考虑环保），而是全面改革，涉及资源、环保、育种、饲养、屠宰、流通等内容，为养猪业的转型升级奠定体制基础。 事实上，地方政府与养殖户之间的分歧，完全可以通过自由和切实的讨论来求同存异和寻求共赢的解决方案。尤其在产业矛盾激化、不同诉求正面碰撞的时候，如何正本清源，重聚改革共识，共促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就成为关乎产业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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