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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病原体的变异与耐药株的出现，引发了新传染病的发生与传统传染病的再度流行
当生态环境发生改变时，原来存在于自然疫源地内的病原微生物为了适应新的生态环境，适应宿主环境而发生生态变化，通过基因突变，重组或转移而形成的遗传进化、变异及物种进化，使一些不致病的变为致病的，弱病株变为强毒株或演化形成新的病原微生物，导致对人类的感染，引起新出现的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例如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1978年在韩国首次分离到病毒(HV)，现在全球已分离到30多个基因型，1993年又在美国暴发了由新型HV引发的汉坦病毒肺综合征(HPS)，病死率高达50%。丙型肝炎病毒(HCV)现在已发现9个基因型和30多个亚型，在一个病人体内可以多基因型HCV株共存。同时，由于临床上抗生素和疫苗大量的长期使用，致使许多病原体出现了耐药菌株和变异毒株，引起了传统传染病的再度暴发与流行。如耐药株引起登革热，结核病和疟疾的再度发生；变异株引起的霍乱和流感的流行等。
2.3 动物的迁徒和饲养密度的增加，有利于促进人兽共患病的发生与流行
动物界是人兽共患病病原的巨大储存库，也是疾病的主要传染源。以动物作为传染源的疾病称为动物源性传染病。如鼠疫、森林脑炎、肾综合征出血热，蜱传回归热、乙型脑炎、狂犬病、野兔热、炭疽、布病、钩端螺旋体病、莱姆病、恙虫病等，对公共卫生的危害最大。野生动物、家畜、家禽、玩赏动物、水生动物，以及在人类住所周围栖息的半野生动物(如鼠、鸟、蝙蝠等)等都有可能成为病原的携带者，向人类传播人兽共患病。如自山野和森林中捕捉野生动物进行驯养或食用就有可能把某些自然疫源性疾病带进人群，如1976年由于非洲当地居民吃了森林里死亡的灵长类动物，引起埃博拉出血热暴发流行，死亡270多人。由于气候的变化，某些鸟类迁徒，可能将病原体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带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散播病原，如候鸟的迁徒可远距离传播禽流感等疾病。玩赏动物与人类接触最为密切而极易传播人兽共患病，如各种宠物(犬、猫)进入千家万户，致使狂犬病的发病率逐年增多；1992年又新出现了由家猫传播的猫抓热，现已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
2.4 畜禽品种和畜禽产品贸易往来的加快，检疫不严可带来人兽共患病的发生与流行
在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频繁，国际间的畜禽品种及畜禽产品的贸易往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如检疫不严，没有把好国门，有可能引进病畜禽及隐性感染畜禽，通过这些活畜禽及其产品带入人兽共患病病原，传入我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通过走私和非法偷运进入的活畜禽和玩赏动物，危害性更大。例如有的国家从英国引进种牛而带入了疯牛病；德国从非洲进口实验用的猴子，使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感染上了发生在非洲的马尔堡出血热。从炭疽流行的地区进口羊毛、生皮、肉品及骨粉等很可能把炭疽引入本国或本地区，后患无穷。
2.5 动物性食品的污染与患病动物的副产品处理不当，可造成人兽共患病的发生与流行
据WHO统计，全球每年有150多万人死于来自动物性食品致病因子所引起的腹泻类疾病。我国也经常发生肉、蛋、乳等动物性食品污染大肠杆菌O157、沙门氏菌、李斯特菌等微生物及其毒素引起的中毒事件，以及抗生素药物残留或其他兽药、饲料添加剂等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危害，说明食品安全对人类健康的重要性。患人兽共患病带菌动物的副产品及其排出的粪尿等废弃物处理不当，不仅造成人类感染人兽共患病，而且污染环境(如水、土、空气等)和食物(如瓜果、蔬菜、粮食等)，可直接或间接给人类传播人兽共患病，危害公共卫生的安全。
2.6 其他因素的影响
气候因素和地理因素对人兽共患病的发生有显著的影响，如以黄鼠作为传染源的鼠疫，多发生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因为北方地区有这些动物方可有这种鼠疫；黄鼠在寒冷季节冬眠，鼠疫菌在其体内转入潜伏状态，当气候转暖时黄鼠出蛰后，才在他们中间发生鼠疫。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热带地区的媒介传染病在亚热带地区出现，如局限在非洲等地区发生的西尼罗病毒脑炎和猴痘却在美国暴发流行。地形及地貌对动物传染源也有作用。土质疏松地带(沙漠、草原、耕地、沙土地)适宜鼠类作洞繁殖。反之，土质坚硬，鼠类天敌种多的地区鼠类生存受到限制。所以，以鼠类为传染源的疾病如鼠疫多发生于草原和沙土地带。气温在25～35℃，雨量较多，积水充足的地区和环境中蚊子易孳生、活动与吸血也频繁，因此，由蚊子叮咬传播的乙型脑炎多发生在春夏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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