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只鸡鸭的贵贱,不只是货币符号的逻辑演绎,还关乎民生的福祉,以及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执着信念。 “死猪漂江”阴影未散,“禽去笼空”愁云又罩。据报道,自上海等地出现禽流感疫情以来,家禽相关的养殖、销售受到剧烈冲击,交易锐减、价格跳水,给养殖户与批发商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以至于有人叹息“养殖就和赌博一样”“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在养殖业局地遭遇的“冰点”面前,公共权力应当传递出怎样的“热度”? 无论就地扑杀,还是暂停交易,针对疫情的“雷霆行动”,都体现出“舍小众、为大众”的公共利益优先原则。面对公共安全的潜在威胁,任何公民均需配合政府的集体行动。也正因此,对于没有过错、平白受损的当事人,公共财政亦应发挥“风险均摊”的职责,给予其必要的合理补偿。 从补偿的合理性,跃升到补偿的有效性,关键在制度。我们看到,本次禽流感防控中受到影响的沪上家禽养殖场、批发商,已经拿到了相应的补偿,比如每只草鸡补偿30元,每只二黄鸡25元,大体上达到了成本价标准。这是2005年《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出台后,财政合理补偿制度的日渐成熟。 但是,相比禽类“存货”的损失,市场主体更畏惧的是市场交易的剧烈波动。比如,有的合作社火鸡交易量锐减一半,一些家禽餐饮的消费量也骤降八成。尤为严重的是,疫情对消费者信心与养殖户的补栏积极性的持续冲击,更是雪上加霜,更会让市场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曾经的“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不都在价格剧烈波动的过山车上,戏弄过生产商、坑害了消费者吗? 所以说,走出“谷贱伤农、价贵伤民”的大起大落,较之直接的货币补偿,间接的政策补偿是更为治本的策略。市场失灵处,就是政府作为时。借取稳定猪肉价格的经验,建立起禽肉储备制度,以及通过补贴扩展农业保险的范围,长远思之,将对行业生产力的保护输送“四两拨千斤”的巨大正能量。这些制度性的常态救济,不应视为简单的行政干预,毕竟,更好地扶植市场主体,才有更规范、更有效率的市场秩序。 风险社会中,民生、民心与有效的救济制度往往同向而动。有公共卫生的防火墙,才不会恐慌禽流感,有合理的补偿制度,才不会忧虑“全城杀鸡”,有抵御意外的制度细化,才不会在风险面前人人自危。因此,一两只鸡鸭的贵贱,不只是货币符号的逻辑演绎,还关乎民生的福祉,以及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执着信念。呵护民生的“制度安全网”越织越密集,承载“中国梦”的自信道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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