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疫监督
“病死鸡”差价冲动考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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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5日，一篇关于病死鸡经利益驱使流入餐桌的报道将河南大用集团推向风口浪尖。 虽然大用病死鸡事件真相仍有待观望，但其映射出的病死家禽流入餐桌却已是不争的残酷事实。大用病死鸡事件背后，是经济利益驱动下的自然行动选择，但更重要的在于地方政府监管机制的缺失。 大用病死鸡事件演绎着一个“类双汇瘦肉精事件”。似曾相识的中国食品安全事件背后，谁是元凶? 面对病死鸡的利益选择 鹤壁市鑫阳光禽业有限公司经理王强对养鸡业的现状颇为担忧，在他看来，这个行业跟养猪一样，在疫情和行情来临时，需要赌一把才能试出运气。 春天是王强最讨厌的时间，由于天气转热，经常刮风，很容易导致鸡患病率增加。“正常情况下，养鸡的成活率在98%左右。一旦疫情发生，养鸡场里的鸡会成批成批死掉。”王强经营的是一个小型养鸡场，培育青年鸡，然后再卖给其它养鸡场用来下蛋。 一旦疫情真的发生，将损失降低的办法是什么?王强的回答是——将病死鸡出售。 经常跟养鸡场打交道的鸡贩子是卖鸡的重要途径，也是卖掉病死鸡的重要途径。只不过对于后者，经过一番谈判，买卖双方通常会在活鸡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范围内达成共识。 王强说，按照98%的成活率，一些小的养鸡户，即便有鸡死亡也死不了几只，很多时候扔掉或者喂狗，而按照98%的正常成活率，大公司每天出现的死鸡数量相当可观。 这意味着将病死鸡“变现”是一股巨大的利益驱动力。在价格要素调配下，除了蒙在鼓里的终端消费者，卖家、小贩和买家都可以从中获得利益最大化。 “卖病死鸡这种事很常见，再正常不过了。任何一家养鸡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过王强告诉记者，小规模的养殖户，1000只里顶多也就死个20来只，还不如埋掉或者喂狗。 对《中国经营报》记者以希望收购一批病死鸡的收购者身份，王强问：“你一个月能够要多少”? 当记者说出一个数字时，王强说，像你要的量那么大，没有那么多死鸡能够供应上你，除非大公司。犹豫了一下，王强说，“死鸡这一块现在查的非常严你知道吗?到处都是宣传语，病死家禽不得出售，你要买最好买活鸡。” 王强最终放弃了这笔买卖。 3000多家肉鸡批发商选择在阿里巴巴官网上开展业务，焦作武陟县的河南坤元肉业有限公司是其中一家。通过留在阿里巴巴网站上的业务电话，总经理靳习军问：“你要兑水的还是不兑水的?”靳习军称兑水的鸡每吨9600元，而不兑水的鸡则是每吨10200元。 靳习军表示，现在肉鸡生意不好做，一斤鸡肉也就挣个0.1元。所以不管需求量多大，价格都是这么多。他举例说，前不久新乡小冀镇的方圆超市一次购买了十几吨兑水肉鸡，“价格也还是9600一吨，我一分钱也没给他优惠。” 监管无力 如果说瘦肉精是养猪业最为禁忌的话题，病死鸡则是养鸡业可以公开谈论的话题。这或许与病死鸡在养鸡业占有相当一部分比重有关。 靳习军大方地向记者承认他现在有死鸡40吨，每吨4600元。死鸡每斤约2.3元，不足正常鸡价格的一半。不过他强调这40吨肉鸡是在短途运输过程中致死，而非病死鸡。 靳习军说，以前他的鸡也曾向大用供应过。他未透露向大用供应鸡的种类和价格细节，也未回答关于屠宰和出售病死鸡时检验检疫环节。 不过本报记者接触的多名业内人士均表示监管部门的监管十分松散。王强说，(监管部门)有时候检查，有时候不检查，这个说不准。 相比松散的监管，依靠企业道德的自律显得更为重要，但前提是要舍弃巨大的经济利益。 大用集团的产业定位是以鸡肉、食品为主，发展相关附属产业。而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是大用集团每年以20%~30%的速度快速成长的重要手段。大用拥有18个区域经销商，54家一级代理商，网点遍布22个省、市、自治区。 河南鹤壁淇县拥有出栏30万只的肉鸡场164座，出栏量在5000万只左右，而大用集团商品肉鸡养殖规模就已达到4亿只，相当于淇县的8倍。淇县是 河南省重要的瘦肉型猪、商品肉鸡出口基地，肉类总产量达到10万吨。而大用集团算上在淇县以外的产能，每年的屠宰加工能力达到90万吨，其生产能力是淇县 的9倍。按照2%的病死率，年病死鸡总量约100万只。 巨大的经济带动作用和纳税大户，让大用集团成为淇县乃至鹤壁市政府频频提起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中国肉类企业50强。大用集团在全省布局产业链条，最新的动作是拟与美国OSI集团合资成立鸡肉一条龙全产业链项目，在周口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70亿元人民币。 工业化养殖影响到了像王强这样的中小传统养殖户。王强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养白羽鸡，这种鸡生长周期缩短三分之一，价格便宜，口感差，现在肯德基、麦当劳的供应商都是这种鸡。 王强说，在他的经验里，散养的白羽鸡的死亡率要比其它种类的鸡的死亡率要稍高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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