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沈志强：尽快出台《反虐待动物法》的建议

2020年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病毒的来袭引发了全球生态价值观念的广泛反思。因疫情带来的沉痛教训，人类与动物、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的重塑成为全社会持续讨论的议题。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滨州畜牧兽医研究院院长沈志强认为，随着社会日益发展，各国越来越重视动物保护问题， 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制定了专门的动物保护法，然而，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的同时，一些虐待动物的行为不断发生，并且形成了传播虐待动物信息的产业链，目前我国并没有一部关于反虐待动物方面的法律来惩治这些行为，这也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漏洞，这也无疑让更多的人肆无忌惮的实施各种虐待行为。

“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提升国民素质、顺应国际潮流，我国关于反虐待动物方面的立法势在必行。”沈志强提出六个方面观点，阐述尽快立法的必要性。

一是建设精神文明社会的需要。女子虐猫、生吃猴脑、传统的“狗肉节”等残忍的行为都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悖，也有损我国形象。通过制定反虐待动物法可以有效制止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发生，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保护动物爱护动物的良好氛围，有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据报道，许多实施行为的主体大多数都是青少年及大学生。而青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如果青年人长期对动物实施这种暴力行为，那么也难免以后他会对人实施暴力行为。虐待动物也是一种缺乏同情心的表现，如果青少年经常实施虐待行为，这对他们成长是相当不利，严重的情况可能导致心理扭曲或者变态。根据调查，有家庭暴力行为的人，其都会或多或少有虐待动物的倾向。而一些手段极其残忍的杀人凶手，他们大部分在未成年时期都实施过虐待动物的行为。

二是顺应国际潮流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国越来越重视生命的价值，不但包括人的生命价值也包括动物生命的生命价值。不但涉及人的生命的保护而且越来越倾向于对动物的保护。

据新京报《虐杀动物视频调查：定制、贩卖成产业链》报道，虐杀动物视频交易最早由国外传入，在国内已存在近20年，因为我国没有反虐待动物相关法律，而国外一些国家动物保护法律严格，所以我国现已成为虐杀动物视频“货源地”。 极端虐待动物事件以及利用互联网售卖“虐杀视频”牟利的行为，严重伤害了动物，破坏了公序良俗，践踏了生态伦理。同时，危害公共卫生安全，损害民众身心健康，对我国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三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需要。实践证明，对于动物的倒行逆施是错误的做法，这样带来的只是各种疾病的盛行，暴力充斥着整个社会，人情冷漠，这也无法提升公民生活质量以及无法推进社会向文明进步方向发展。因此，只有将动物虐待行为进行了法律规制，这种现象才会得到遏制，社会才会进步，人们的生活质量才能的到提升，社会才会更加文明、和谐。

四是促进我国畜牧业发展的需要 。《反虐待动物法》立法也是我国畜牧业发展的需要。我们应该顺应世界潮流，改善动物的饲养方式和生活环境，善待动物，保证其在饲养运输屠宰中不受虐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主动地位，我国的畜牧业才能可持续健康的发展。

五是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需要。在疫情横行的非常时期，新冠病毒传染源尚属未知。动物被虐杀后，未经处理的尸体，内脏暴露在外，极易传播病毒病菌。不同于集中按规程宰杀的动物，流浪动物和伴侣动物的出没区域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一旦其尸体上携带病毒，将给政府抗击疫情带来新的隐患。另一方面，在疫情期间，社会心理脆弱，任何一个不稳定因素都有可能成为群体聚众情绪的爆发点，此类事件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情绪恐怕会加大社会的治理成本。

六是保障宠物消费市场有序发展的需要。据《2019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城镇养宠物（犬猫）人数达6120万人，消费市场规模达到2024亿元。随着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文明程度的日益提升，无论是出于精神抚慰还是心灵陪伴，养宠者与日俱增，宠物产业正在崛起。设立《反虐待动物法》，可以有效规范宠物市场管理及养宠人行为，也可规避因虐待动物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对于提升国家经济，稳定消费，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沈志强就立法的可行性提出“两个借鉴”。一是我国部分地方反虐待动物法制建设可提供借鉴。2004年《北京市动物卫生条例》、2005年《湖北省试验动物管理条例》、2006年《重庆市实验动物管理办法》等上述地方性条例、办法中，已经出现了动物福利的提法，动物的基本福利就是维持动物康乐的基本条件，包括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生理方面的基本条件一般指及时、量足、营养丰富的食物和清洁卫生的饮水以及免受疼痛和虐杀；心理方面一般指适宜的生活环境以及免受惊吓、不安和恐惧等精神上的刺激。这巳经表明我国已有部分省市开始对动物保护进行相关立法尝试，清楚地反映出动物保护立法意识在我国已有所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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