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领导艺术

（一）“团结——批评——团结”的领导艺术

无产阶级在进行人类解放事业的过程，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起着重要的作用，共产党又处在极端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其它阶级的消极影响不可避免地对共产党发生作用，这是共产党内产生右倾和“左”倾错误的阶级根源；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共产党在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主观认识与客观过程的脱节，不可能做到时时、处处、事事上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共产党实现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实现。这是共产党内产生“左”右倾的认识论根源。正因为存在这样的社会历史和认识论的根源，在共产党内出现“左”倾和右倾现象，出现反对“左”倾和右倾的斗争是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关键在于怎样进行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留下了高超的领导艺术。

1935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实现胜利会师，这是长征中的一件大事，它增强了红军的力量，其兵力达到十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两军会师后，红军的行动方向应当指向哪里？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发生了斗争。毛泽东主张北上抗日，张国焘主张南下发展。为了团结张国焘北上，中央同意将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但是张国焘采取两面派的手法，表面同意北上，暗中坚持他的错误主张。9月9日，张国焘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当天，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当机立断，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红四方面军的副总参谋长李特追上，要四方面军的同志停止前进，南下吃大米。毛泽东对他进行劝阻，他与毛泽东吵架，其他同志对李特的行为生气，情形十分紧张，最后，毛泽东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党中央到达俄界的第二天召开会议并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毛泽东和党中央率领八千多人的队伍继续北上，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而张国焘拉着八、九万红军南下并成立伪中央。北上的毛泽东始终想着被张国焘拉走的红军，经过艰苦的说理工作，在红二方面军和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努力下，红二、四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北上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实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对于张国焘只撤消了他红军总政委职务，并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1938年，张国焘乘祭皇帝陵之机逃跑，完全背叛党和革命，但他没能带走一枪一人，连自己的警卫员都不跟他走。在反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表现出了他高超的说服教育、耐心等待的领导艺术，既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又团结了四方面军的同志，经过这次斗争，四方面军像许世友这样的高级将领认清了方向，一生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

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在与之斗争中，毛泽东同样有着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实行一条“左”的错误路线，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遭到排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湘江一战，红军由八万多人减少到三万多人，在中国革命的生死关头，毛泽东发挥了他的重要作用。在长征路上，毛泽东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把张闻天和王稼祥同志从教条主义圈子分化出来。张闻天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第五次“反围剿”中央过去在军事的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王稼祥说：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转折。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遵义会议后的新中央，改变了“左”倾错误，对犯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党形成了反对倾向斗争的领导艺术，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也成为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之一。

（二）整风的领导艺术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想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各种作风，最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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