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补齐动物疫情防控突出短板的思考与建议

应防止从业人员缓报瞒报

没有疫情的及时发现和报告，疫情的早期快速处置就无从谈起。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明确规定，疫情报告是每个公民的法律义务。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养殖场户等从业者为了避险或减损，选择瞒报或迟报疫情的比比皆是，有的甚至会因出售染疫动物而造成风险放大和扩散。解决这类问题，应正视人性趋利避害，坚持疏堵结合，组合运用政策法律措施。从“疏”的角度看，应研究借鉴荷兰的经验做法，调整优化疫情扑杀财政补助和恢复生产支持政策，将疫情报告的及时性与政府提供扑杀补助的额度、支持恢复生产的力度相挂钩，对第一时间报告疫情的养殖场，给予更高比例的补偿，并对其恢复生产给予特殊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对缓报疫情的，按照严重程度降低补偿比例，直至不予补偿；对因迟报或瞒报造成疫情扩散的，严肃追究法律责任。从“堵”的角度看，应加大动物防疫法、生物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重点打击出售和贩卖病死动物行为，防止疫情风险扩散蔓延。

关于完善动物疫情报告体系问题

提高风险预警能力，除了应着力解决疫情报告动力机制问题，还应针对疫情报告机制做出合理调整和科学安排。

一方面，应优化主动监测机制。一般而言，疫情监测可以分为主动监测和被动监测，其中被动监测以疫情报告为主。相比之下，主动监测更加积极主动，如果设计科学将大幅提高疫情风险的控制能力。参考国际经验，立足国内实际分析，当前优化我国主动监测计划应坚持风险管理原则，重点考虑布局的全面性、选点的科学性和风险监测的灵敏性。一是布局的全面性。根据我国边境线长、国际贸易活跃、境外动物疫病传入风险高等实际，在边境地区和进出境口岸等高风险场所布局监测网点，并保证其软硬件条件适应监测工作需要。二是选点的科学性。与养殖场所相比，交易市场、屠宰厂（场）、无害化处理厂等场所的动物卫生状况更加复杂，在这些高风险场所进行采样监测，更有利于及时、准确地掌握动物疫病流行状况。如能辅之以良好的追溯管理，将大幅提高动物疫病控制能力。三是风险监测的灵敏性。我国养殖场大多采取免疫措施控制动物疫病，在疫苗有效、免疫密度保持在群体保护水平之上时，这种策略可以有效保护易感动物，但也存在无法完全阻止一些病原体潜在流行的风险。因此，在实施免疫措施的养殖场或养殖区域内保留一定数量的非免疫“哨兵动物”，有利于及时预警，从而更加准确地掌握风险状况，防止风险外溢。

另一方面，应探索建立多渠道预警机制。动物传染病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应坚持用“同一个健康”理念来处理“人—动物—生态环境”的互作关系，全面系统地布局、规划风险监测预警网点。一是应统筹利用农业、野生动物保护、进出境等部门资源，在养殖屠宰加工场所、野生动物与家畜密切接触区、物流交通枢纽、边境口岸等地区部署监测网点，最大限度地覆盖高风险区域，提高动物疫情监测预警的针对性、时效性、敏感性。二是应统筹利用政府力量和市场资源，打通动物疫病预防控制系统与动物卫生监督体系的动物疫病信息交流渠道，整合利用科研院所、动物诊疗机构等主体的有价值的动物疫病研究、动物诊疗相关信息，构建相对完整的动物疫病防控形势变化图谱，健全多渠道预警机制。三是应统筹利用畜禽生产和屠宰数据、饲料兽药等投入品生产销售数据，运用“大数据思维”，参比分析动物卫生状况。四是统筹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对国内没有的境外重要动物疫病进行系统评估，针对传入风险较高的疫病提前做好技术储备，促进防控“关口前移”，确保一旦传入后早发现、快处置。

关于加强动物流通管理问题

当前，动物流通导致疫情扩散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是制约我国动物疫病有效防控的另一块突出短板。从长远看，提高总体动物卫生水平应推动“运畜”向“运肉”转变。但是，无论是从我国种养结构、区域资源禀赋和区域比较优势等实际情况分析，还是参考美欧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判断，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运肉”存在很多实际困难，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后一个时期，应着重考虑采取综合措施，把好动物流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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