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农业大学教授王之盛说,随着疫情管控的调整、交通和物流、消费市场的变化,以及国家实施“碳达峰、碳中和”发展目标、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围绕本地化低成本饲草料资源提质增效开发利用、提高母牛良繁良饲,推广示范母犊一体化饲养技术、推动养殖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发展,促进种养循环、绿色低碳高效养殖。随着肉牛差异化、精准化饲养等产业技术的集成度提高,人工智能、智慧牧场应用继续扩大,进而从技术层面继续支撑饲料转化率和牛肉品质的不断提高。同时,产业前端的饲草料成本的控制、后端生产环节的人工成本、超大型牛场的资金和管理运行成本等仍将制约企业的盈利能力,因此适度规模的标准化养殖水平和比例持续提升,基于重视产业链前端和产品市场终端的肉牛牦牛全产业链发展的盈利养殖模式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优化。 曹建民表示,2023年,国家级产业政策将继续延续2022年的相关政策。母牛养殖和肉牛育肥标准化、集约化发展将会得到进一步支持,以肉牛为主导产业的强镇和区域性、特色化的肉牛产业集群将在优势产区不断完善和强化。国家和地方政府将积极引导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肉牛牦牛产业发展,有肉牛牦牛产业发展基础的重点帮扶县、肉牛种养加销全链条发展模式和牦牛育肥技术等将得到进一步的支持和发展,从而提升产业内生发展能力。制约母牛繁育和肉牛育肥的资金短缺和金融工具缺失等问题将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完善。2023年将继续加大对现代种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肉牛育种创新能力,进一步完善肉牛品种改良的政策措施,加快推动我国肉牛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3、2023年肉牛牦牛产业发展建议 李俊雅认为,以提高肉牛牦牛生产效率为目标,筑牢基础与前沿研究并重,坚持自主创新,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支持生物育种技术研发;立足我国主导品种群体优势和地方品种资源特色优势,加强选育和高效利用,夯实品种登记、生产性能测定和遗传评估等育种基础,加快现代育种技术研发与应用,支持研究并建立多品种基因组选择技术平台,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长效持续联合育种机制创新,促进实质性联合育种,加大种质市场检查监管力度,强化核心场的疫病净化措施,全面提升肉牛种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王之盛介绍,今后一段时期,饲料、营养及饲养管理领域生产技术效果的凸显,将从单一技术转向技术的系统性适配集成。糟渣、秸秆、菌糠等副产物饲料将在物理加工技术上进一步融合生物发酵技术;营养需要将构建更精准的预测模型促进精准饲养;禁抗和低碳减排促进功能性添加剂进一步发展;支持母牛围产期营养及犊牛健康饲养营养调控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从阶段营养调控向全生命周期营养调控发展;肉牛牦牛差异化育肥技术、牦牛舍饲错峰出栏及其生产模式进一步推广。强化对饲料等投入品安全监管技术和产品质量溯源的监管技术进一步提高;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牛场饲养管理水平。 另外,我国牛病种类多,病因复杂,可用诊断和防治的产品少,只占我国兽药产品的11%,且集中于少数几种重要病种。这一方面与相关研究基础薄弱有关,另一方面与牛病防控产品研究的高成本有关。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郭爱珍指出,要整合各方资源,加大投入,才能有效推进牛病防控新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转化,最终提高牛病防控水平,为养牛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孙宝忠则建议,鼓励地方政府、企业、合作社、新型养殖主体挖掘肉牛产业特色,自主或联合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区域品牌。近年来,有关国家奖补地域性产业集群、产业园、特色小镇建设举措的实施已有效地增强了各产区肉牛全产业链各环节集成研发、品牌打造能力。但由于我国规范化、规模化屠宰加工企业生存发展能力低弱,企业多处于低盈利,低竞争力的保生存、求发展状态,尚难以像众多猪鸡屠宰加工企业筹集足够的资金用于自主研发或联合研发新产品、联合开展品牌深度打造。符合目标市场需求的牛肉及其制品是肉牛全产业链发展、价值链实现的终端产品,也是全产业市场效益回报的主要受体。其市场地位、消费声誉不仅影响屠宰加工业本身市场效益回报,而且也直接影响其前端肉牛养殖各环节效益水平。为此,非常有必要强化肉牛全产业链终端产品畅销、高效新产品研发及其品牌打造,如鼓励扶持肉牛屠宰冷链生产物流体系建设一样,在政策、资金与工程建设方面予以扶持,在税收方面予以适度减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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