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业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

生猪养殖业地理集聚演化机制。养猪业地理集聚是生猪养殖生产要素在空间上集聚的表现，其发展由自然集聚到社会集聚。按照产业布局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生猪养殖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经济再生产的综合过程，养猪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会受到自然资源、经济、市场、交通、技术、政策等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

(1)资源禀赋。生猪养殖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过程，经济再生产必须以生猪健康生长即自然再生产为前提，而生猪养殖的自然再生产过程，也就是生猪生长、发育和繁殖的生理过程，都受到光、热、水资源、土地等自然环境的制约。

生猪养殖业对玉米、红薯等饲料资源需求量大，饲料资源是养猪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饲料资源是否充足显著影响着生猪养殖业分布。然而，我国自然资源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不同自然资源对养猪业的影响不同，玉米是生猪生产最主要的饲料，能很好代表区域间资源禀赋的优势。

随着经济社会和养殖技术的发展，各城市逐步培育出了适宜本地养殖的生猪品种，但由于地区间饲料资源差异与生猪品种的匹配度，生猪养殖业的发展规模表现出明显的地区间差异。自然地理环境及资源禀赋通过“选择”，使生猪有其特定的养殖优势区，形成了资源禀赋的生猪养殖业地理集聚初始格局。

(2)经济因素。作为理性经济人，养猪户既考虑养猪与其他养殖业的比较效益，又考虑养殖业与其他农业产业的收入差别。当养猪业较其他养殖业的经济效益高时，养猪成本收益率高，养猪主体更偏向于继续生猪生产并扩大规模；当养猪业的经济效益低于其他养殖业，养猪的成本收益率低，养猪主体越可能会减少甚至退出生猪生产；并且不同规模养猪场的成本收益率也是有差异，规模饲养的成本收益率往往高于散养，各城市的养猪成本收益、规模化饲养水平的不同及其变化都可能会影响生猪生产区域格局。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养猪户在面对养殖收入与非农收入变动而产生的机会成本时，会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出行为抉择。

当养猪获得的农业收入大于非农收入时，养猪户会选择饲养生猪；当养猪收入小于非农收入，养猪户会选择从事其他产业。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户从事生猪生产的机会成本也存在差异性，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生猪生产从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落后地区转移。

(3)市场因素。生猪交易市场上有大量的养猪户和猪贩，单个养殖户相比于整个交易市场很小，单个猪贩购买的生猪数量相比于整个交易市场业很少，养殖户和猪贩是生猪市场价格接受者，养猪户会根据上期猪肉价格调整生猪养殖数量，但由于猪肉市场价格存在滞后性，养猪户还是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因此上期生猪市场价格对生猪生产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另外，猪肉是我国城市居民最主要的肉食消费品，各城市的人口数量代表了该城市居民的市场消费潜力，而人均纯收入体现出该城市的市场消费能力，人口数量越多，人均纯收入越高，该区域对猪肉实际需求量和潜在需求量越大，这种刚性需求会极大刺激生猪养殖户，从而提高生猪饲养量，扩大饲养规模，进而影响生猪生产格局。

所以，当城镇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超过农村居民，通过提高城镇化率能增加猪肉消费总量；提高人均收入能促进食品消费升级，从而增加猪肉消费量；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地区拥有较广泛的外部市场，扩大了当地生猪销路，从而有利于生猪养殖业产业集聚。总得来说，市场决定了猪肉消费潜力，市场容量大的地区生猪养殖业产业集聚程度往往较高。

(4)技术因素。生猪养殖技术是指在生猪饲养过程中使用生产设施、养殖技术以及技术熟练程度等。养殖技术对于生猪生产十分重要，不仅可使生猪提前出栏，而且还能节约养殖成本，同样也是卫生防疫、环境管理的重要体现。发酵床技术是生猪饲养的核心技术，发酵饲料中存在有大量的益生菌，可以限制有害菌的出现，从而能够促使生猪快速的消化和吸收。

养殖技术进步对于改良仔猪品种、防控疫病风险以及改善养殖环境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或降低某地在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等因素方面的优势或劣势，也有助于推动生猪养殖业规模化、集约化和规范性，进而影响养猪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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