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产业化升级，农户与企业如何共赢？

王祖力：龙头企业带动农户，要充分发挥好企业的“链主”和纽带作用，通过官方认定和政策扶持等方式，增强龙头企业的荣誉感、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使其在关键时刻能体现出大企业的担当。要发挥好农民的主体作用，激发其主体意识、增强主体能力，充分释放农民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创造力，形成强大合力。要发挥好机制的保障作用，按照市场化的思路，为不同利益主体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

3、散户经营模式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产业化并非规模越大越好Q主持人：散户散养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养猪模式。随着生猪产业化发展，有人预测，未来散户散养恐将成为历史，将会被规模化养殖完全替代。对此，您怎么看？

张利庠：我一直主张保留散养户。散户养殖对市场来说，是一个“调节器”，无论大企业如何变化，散户的成本最低，总能够维持最基本的供需平衡。农民散养，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可以保证中国近一半农民的猪肉供应，不太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而对城市消费来说，如果没有这部分的生产作为调节，就可能面临更高价的猪肉。

如今的散户养猪，不能还用过去的眼光看待，农民本身的经验与知识水平逐步提升，在防病防疫等手段上也有新的进步，可以发展成与种粮大户一样的养殖大户。因此必须把散户作为战略资源去扶持，而不能简单地因为效率低而任其自生自灭。要让农民成为新型农民，要让农业还是农民从事的农业，要让农村还是农民的农村。

石有龙：散户经营模式不会退出历史舞台，散户养殖具有很多优势。养猪在中国历史悠久，一年中家庭生产生活的剩余资源和业余劳动力用以养猪，年底杀猪获得总收入，猪粪用以肥田，既解决了生猪饲料问题，又实现了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种养结合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农业生产习惯和致富渠道，已经根深蒂固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血液中去。再者，农户养殖规模较为稳定，是生猪稳产保供的重要支撑力量。超大规模下，一旦决策失利，容易出现较大风险，不利于稳产保供。散户参与适度规模经营才是生猪产业最佳的经营模式，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农业产业化并非规模越大越好。

Q 主持人：近年来，为避免“猪周期”对生猪产业造成的冲击，我国提出要加快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机制，主要是将能繁母猪存栏量月度同比变化率作为调控基准，建立异常变化自动触发调控机制，避免能繁母猪存栏量过度下降埋下供应隐患。对此，您有哪些看法？

王祖力：近年来，为应对生猪市场的新变化，国家对生猪产业宏观调控能力逐步增强。经过多次适应调整，2021年9月，《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正式印发。这一方案以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率为核心调控指标，建立异常变化自动触发调控机制。方案在四个方面意义重大，效果明显。

一是前移调控关口，调控更及时、科学。过去以猪粮比价作为调控指标对于生猪养殖盈亏反应较慢，此次以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率作为调控指标，可以及时发现产能变化，提前调控时间节点。二是明确了调控边界。明确提出要保证全国能繁母猪410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和3700万头的最低保有量。三是压实了各地责任。建立产能分级调控机制，明确全国与各地明确的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和最低保有量目标。四是稳定了市场预期。方案明确提出在生猪养殖环节连续3个月亏损比较严重的时候，各地可按规定统筹资金对规模猪场（户）和种猪场等给予一次性临时救助补贴，稳定养殖主体的市场预期。

石有龙：“猪周期”是我在2003年提出的概念，传统“猪周期”一般是3年，这个规律在2012年之前是较为有序的。最近几年，猪价存在一些波动，是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首先这是由我国养猪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价格波动的主因不是散户，而是超大规模的大户陆续进入造成的，大户的利润目标与散户是不一样的。参考国外的养猪生产方式，我们发现与国内有很大区别，国外养猪就是农民的事，协会带了几千个生产户、会员，群体很大，但规模不大。另外，国外养猪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以销定产。再者，猪价波动的谷底时间在增加，这个主要是与成本增加有关，尤其是随着许多大户加入。针对这个问题，我想政府应该主要抓大环境、大市场，解决市场问题、政策问题。对养猪户来说，异常波动的情况下，要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提高母猪繁殖能力是最有效的。

首页前一页3/4后一页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