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病育种方面,面对家禽疫病频发、多发的行业现状,需要通过抗病育种提高鸭的免疫能力、抗病能力,以解决肉鸭疫病控制的难题。 以雏鸭病毒性肝炎为例,这是一种急性、高致死性的鸭传染性疾病,给养鸭业造成巨大损失。近年来,鸭甲肝病毒基因3型已成为亚洲肉鸭养殖业中流行最广泛的鸭病毒性肝炎病原体。我们研究认为,从提高种鸭自身免疫力的角度或许能够解决鸭肝炎问题。我们以雏鸭对其抗性差异的分子调控机制为研究重点,以北京鸭抗鸭甲肝病毒基因3型专门化品系和对照品系为材料,采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和转录组分析等技术,发现NOD1基因的表达与鸭甲肝病毒基因3型的复制正相关,NOD1及其下游基因的表达被鸭甲肝病毒基因3型感染激活,进而导致炎症加剧和肝损伤,这为深入研究鸭甲型肝炎病毒基因3型感染的致病机制和抗性育种提供了理论依据。相关成果如能应用于生产,对行业而言意义重大。 在前沿育种方面,可以利用基因型选择、基因组选择技术等研究提高鸭的饲料转化效率,培育吃得少长肉多、发育快、肉质好的鸭子。但是禽类的生殖生理结构比较独特,肉鸭基因编辑技术难度大,目前肉鸭的生物育种技术储备不足。 近来年我们在肉鸭分子育种技术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组织实施了“千鸭X组计划”。在选种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超级基因,即导致北京鸭体格变大的主效基因IGF2BP1。在相同饲养时间内,该突变型可以多增加15%的体重,同时饲料转化率提高6%。已有研究表明,IGF2BP1这一调控体格大小的通路和方式在多种畜禽中广泛存在。如果将这一远程变异调控IGF2BP1持续表达的机制引入其他品种乃至其他畜禽,在未来的畜禽品种改良中或许会有新的发现。这些研究为水禽遗传学和多维组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瞭望》:推动家禽产业发展,你有哪些建议? 侯水生:首先,要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大食物观”理念。过去几十年,在“猪粮安天下”理念影响下,“一猪独大”是我国畜牧业发展的核心,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科研经费以猪为主体,忽视了我国许多传统养殖业发展。在我国人口多、土地资源紧缺、饲料原料不足、畜禽与人争粮、环境负担大的背景下,确保不发生食品危机,需要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特别是保障我国民众优质动物性蛋白质供应,应重视发展高饲料转化效率的鸡鸭鹅等家禽产业。 其次,期待政府部门加大对家禽种业的科研投入力度。我国肉鸭产业规模巨大,2020年我国肉鸭出栏量接近50亿只,占全球肉鸭总出栏量80%以上。仅出栏肉鸭的产值就达到1320亿元,行业总产值超过2000亿元。期望在“十四五”以及2030、2035等国家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生物育种专项等项目中,列入肉鸭育种项目,推动我国肉鸭育种重大科学问题和核心技术攻关。特别是加强高效育种技术研发、基因组选择与基因编辑技术研究、抗病与品质育种技术研究等,培育和壮大科技队伍,使政府的科技投入与肉鸭行业对我国社会发展的贡献相匹配。 再者,品种审定只是起点,需要强化持续选育理念。完成新品种审定后还需要市场检验,根据市场反馈不断选种,持续加强饲料转化效率、产肉性能、繁殖性能、抗病力等指标的选育,持续提升品种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在这一过程中,科研院所要与企业紧密结合,实现互利互惠,同时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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