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用抗菌药应用的“利”与“刃”

（三）国内外政策及影响

抗菌药用于养殖动物生长促进剂推动了养殖业的发展；然而，饲料中长期、多品种复合添加抗菌药也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其中动物源细菌耐药性所引起的公共卫生安全备受关注。出于对细菌耐药和药物残留的风险考虑，为避免人类健康受到威胁，2006 年 1 月1日起，欧盟从法律层面全面禁止抗菌药作为饲料添加剂。美国、荷兰和韩国等发达国家也采取了禁用抗菌药作为饲料添加剂的措施。

根据 2018 年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发布的《兽用抗菌药物使用情况年报》，全球有 86 个国家和地区禁止将抗菌药作为促生长剂；37 个国家和地区允许抗菌药用作促生长剂；23 个国家和地区对于抗菌药用作促生长剂使用情况不明（由于缺乏相关法规文件）。

自 2015 年，我国农业部先后禁止了 6 种兽用抗菌药用于食品动物生产。当前，为应对动物源细菌耐药的挑战，加强兽用抗菌药的科学管理水平，我国坚决淘汰存在安全隐患的兽药品种，大力推进对促生长用、人兽共用以及动物专用抗菌药的风险评估，实施“退出行动”——2020 年底前将撤回所有品种的促生长类抗菌药添加剂；同时，针对抗菌药促生长剂采取不审批原则。

尽管欧盟禁止饲用抗菌促生长剂（以下简称“禁抗”）的主要原因在于，动物使用抗菌促生长剂会连带引发人源致病菌的耐药性问题；但是，“禁抗”给养殖业以及人类健康带来的影响却存在一定争议。

一方面，欧盟“禁抗”，尤其是最初几年，导致治疗抗菌药用量增加、养殖生产性能下降以及食品动物感染性疾病发病率增加。

此外，饲料中禁用抗菌药对动物药品行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由于政府干预约束加大、审查指标严格、评估标准高，影响了开发新兽药的积极性。

还有报道称，欧盟“禁抗”导致人的沙门氏菌和空肠弯曲菌感染率增加，并且这些菌株对四环素、磺胺药以及氟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性增加。

然而从长远来看，欧盟“禁抗”后抗菌药使用总量呈现下降趋势，并且对畜禽养殖生产力影响并不大。由于不同国家养殖方式存在差异，欧盟“禁抗”带来的影响不一定能在其他国家重现。

因而，“禁抗”决策的制定需要权衡利弊、因地因时制宜，综合考虑禁用抗菌促生长剂对耐药性风险的控制作用，以及对动物养殖业和人类公共健康的影响。

二、刃——抗菌药使用带来全球的耐药性威胁问题

抗菌药在防治动物疾病、促进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伴随着其在畜禽养殖中广泛使用甚至滥用，造成细菌耐药性问题日益突出。值得注意的是，人类 60% 以上的病原菌（尤其是沙门氏菌、弯曲菌等食源性病原菌）来源于动物——动物源耐药菌可通过食物链传播给人，或将其耐药遗传物质转移给人体病原菌。因此，动物源细菌耐药性问题不仅影响我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也威胁着公众健康。

（一）抗菌药与耐药性发展历史

1928 年弗莱明发现青霉素，1932 年第一个磺胺类药物百浪多息首先合成。1945—1960 年链霉素、氯霉素、金霉素、土环素以及红霉素等相继问世，迎来了抗生素发现的“黄金时代”，目前临床中使用的大部分抗菌药物都是在这期间发现的。1970—1980 年是“医用抗菌药的黄金时代”，大多数医用抗菌药物是通过已发现的抗生素结构进行改造而获得的，如广谱半合成青霉素类，第二、三代头孢菌素，以及第三代氟喹诺酮类药物等，它们具有更好的药理学特性且不易产生耐药性。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审批于临床使用的具有全新结构的抗菌药种类越来越少，个中原因复杂。从磺胺药的问世到青霉素等 β-内酰胺类抗菌药的不断发展，以及其他抗菌药陆续投入临床使用，抗菌药在人类与感染性疾病的斗争以及畜牧业健康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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