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3种模式商品猪出栏情况 从表2可见,2017—2020年“公司+农户”模式商品猪出栏量最高,其次是规模养殖场,散养户最低。非洲猪瘟疫情暴发后,生猪出栏加速,2018年底3种养殖模式商品猪出栏量达到高峰,2019年出栏量开始下降,其中:规模养殖场从25.20万头降至7.77万头,降幅为69.17%;“公司+农户”从54.90万头降至26.27万头,降幅为52.15%;散养户从9.90万头降至2.96万头,降幅为70.10%。2020年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公司+农户”商品猪出栏量开始快速增长,而规模养殖场和散养户出栏量仍微幅下降。此外,与存栏量趋势一致,3种养殖模式中,“公司+农户”商品猪出栏量占比逐年上升,规模养殖场和散养户逐年下降。
3、讨论 3.1 规模养殖场 该县规模养殖场以自繁自养、独立经营为主,为中型规模养殖场,年出栏商品猪500头以上,1 000头以下。由于该县规模养殖场大多融资能力低,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生产管理落后,生物安全防控力量薄弱,因此该模式相较于“公司+农户”处于劣势,在3种主要模式中处于中间位置。2018年规模养殖场商品猪存栏11.20万头,出栏25.20万头,2019—2020年每年生猪存栏、出栏量均迅速下降至2018年的1/3左右。推测原因可能为,2018年下半年多数养殖场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先是加速生猪出栏,然后因养殖技术较为落后、动物疫病防控能力较差,导致养殖场养殖信心和补栏意愿受到严重打击,同时环保压力使养猪从业投入增高,疫情后仔猪价格大幅上涨,动物疫病防控费用支出增加,导致养殖场资金链断裂,上述因素造成生猪生产大幅下滑。2019—2020年,虽然生猪复产增养加快恢复,但仍有一部分养殖场处于空栏状态。 3.2 散养户 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前的2017—2018年散养户商品猪出栏分别为9.80、9.90万头,在A县年出栏商品猪中占比较低。散养户大多资金匮乏,无法购买昂贵的生物安全设备,也未经科学系统的学习,文化水平较低,防控意识极其薄弱,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的2019—2020年生猪出栏量分别降至2.96、2.25万头。另外,问卷调查发现,散养户受自身文化程度偏低限制,对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生物安全和风险评估等问题多数无法回答,也从侧面说明了散养户对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抗风险能力差。加之疫情对养殖信心和补栏意愿的严重打击,散养户产生了对非洲猪瘟的恐惧心理。此外环保压力增加,养猪从业门槛提高,疫情后仔猪价格上涨和疫病防控费用支出的增加,均提高了养殖成本投入。同时猪周期价格波动带来养猪收入的不确定风险等也制约了散养户生猪生产。 3.3 “公司+农户” 当前,“公司+农户”养殖模式主要有两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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