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分析
猪价可能在酝酿一轮超级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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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猪养殖集中度低，散户主导产能变化 我国生猪养殖行业集中度较低，整体呈上升趋势。受资金、技术、人才等因素影响，我国传统的生猪养殖行业特点是小而散。 从养殖场规模来看，50头以下的养殖场占比在2018年仍近95%，而500头以上的中大型养殖场仅占比0.59%，据农业农村部2019年12月数据，我国养猪场户由2010年的6170万户下降到2019年的2600万户，养猪从业者进一步减少，但生猪规模养殖比重由2010年的34.5%上升到2019年的52.3%，具体来看，行业前五大企业为牧原、正邦、温氏、新希望和天邦，2016年CR5为3.54%，2020年上升为9.22%，行业集中度呈提升趋势。 散养的成本比规模养殖略高，且扩产处于无序转态。根据测算，散养的成本比规模养殖的成本高18%，其中人工费用的规模效应体现的最明显，而饲料成本占比在50%左右，是最主要的成本来源，且不具有规模效应(饲料成本的增加是线性的)，这也是养殖业是为数不多的规模不经济的行业之一的主要原因。 此外，由于散户养殖倾向于追涨杀跌，不具有行业数据的全局性和前瞻性，往往在利润高时过量补栏，利润低时过量去栏，形成了猪肉价格的跌宕起伏。 散户的疫病防控能力差。疫病是养殖业的大敌，猪瘟、猪丹毒、肺疫、炭疽病等疾病造成大量生猪死亡，是行业去产能的最主要原因之一，2018年全年通报129起猪瘟，总共扑杀生猪102万头，并进而带来生猪产能下降，仅2018年3月的生猪产能就同比下降了21%，比去年同期减少870万头。 而散户由于猪舍规划不科学，及疫苗注射、疫病防控等均不成熟，很容易造成疫病传染，蒙受巨大损失。 当前猪肉价格需要涨价近50%才能够转亏为盈。除饲料成本外，今年由于原材料大幅涨价，人工药物、水电成本也涨幅较大，导致现在的盈亏平衡点比17-18年也有所提高。 如果当前生猪想要扭亏为盈，猪肉价格需要上涨至少50%，这在短期内做到也有难度。 4.政策对价格形成具有指导作用 我国政府于2014年设置生猪环保，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产能。2014年1月1日施行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是国家第一部专门针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法规性文件。 2015-2018年，是禁养政策执行最严格的几年，《环境保护法》、《畜牧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等规定了禁养场所，在水源地、环境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居民生活区、科技文化区及其他规定的场所不得设立养殖场，并对养殖场的关闭、搬迁及相关奖惩措施做出了一系列规定，在此期间我国生猪存栏量从近4亿头逐渐下滑至3.3亿头。 2018年之后环保政策放宽，在坚持环保的同时更加注重弹性管理，同时鼓励养猪，保障生猪供给。 由于非洲猪瘟对我国生猪产能造成严重打击，为了稳定猪价，2018年开始，国家多部门相继印发文件，出台政策支持产业发展，对新扩建猪场予以适当补助，支持防疫、环境控制、自动饲养等环节建设，同时延长贷款贴息期限，对生猪实施良种补贴等，对环保政策在执行中“一刀切”等不合理的现象予以制度层面上的规范。 新的猪肉储备政策出台，宏观调控手段日益完善。 1979年，针对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灾害频发的问题，国家建立储备肉制度。在价格下跌时收储，在遇到特定紧急情况或猪肉价格上涨较大时投放储备肉，这一制度逐渐成为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2009年，发改委发布《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充分发挥政府猪肉储备调节作用，并根据形势变化于2012年和2015年两次进行修订，形成了《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相关预案对于促进生猪市场平稳运行、缓解价格周期性波动、保障居民猪肉消费需要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农产品价格调控积累了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