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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猪周期下行并造成大量养猪场亏损之际，猪场规模之争再次成为行业热议话题。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专家团队则通过实地调研和模型测算，为这一难题提供了具体量化的答案。
在近日举行的农“经”观察会商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王明利研究员报告称，扩大养殖规模对于降低生猪饲养成本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边际效应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变化特征，当养殖规模为1571头时边际效应达到最大。
农“经”观察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发起的定期定址举办的学术性研讨平台，面向“三农”重大战略需求，汇集政府高层、专家学者、协会企业、基层人员建言献策，更好地发挥该院“决策智囊团”的作用。最新一期的会商主题便是“推动生猪产业平稳发展的对策”。
王明利指出，饲养成本居高不下、环境约束及疫情冲击正制约着我国养猪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研究养殖规模对饲养成本、粪污环境污染治理程度和突发疫情应对决策的影响，进而寻找较为理想的规模化路径，其团队于2019年10-11月对全国8个省16个县的240个养殖场户展开了实地调研，并辅之以宏观统计数据完成了这项研究。
他发现，养殖规模的扩大不仅可通过生产要素之间的最优配置来直接降低饲养成本，还可通过提升饲养技术水平、改善生猪生长环境和降低饲料采购价格来间接降低饲养成本，即中介效应。
其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测算得出，生猪生长环境的改善带来的中介效应是最大的，其次分别为饲养技术水平提升和饲料采购价格的降低。王明利解释称，与后两者相比，由于需要投资更多设施设备，生猪生长环境的改善显然更加有赖于一定的单体规模门槛。“从这个角度来讲，规模提升对于降低生猪饲养成本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王明利表示。
对比不同规模生猪养殖场的饲养情况，可以发现单体养殖规模越大，饲养成本越低，生产效率越高。而在各项生产效率指标中，特大规模养殖场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小规模存在明显的劣势，但中规模与大规模之间的差距较小。
同时，生猪养殖规模越小，饲养技术水平间的差距越大，而随着规模的扩大，技术水平呈现出趋同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有别于农业农村部的划分，王明利团队在调研中将养殖1000头以下的划分为小规模，1000-4000头为中规模，4000-9999头为大规模，10000头以上为特大规模。
粪污处理与疫情应对
尽管规模饲养有利于降低生猪饲养成本，不过王明利也指出，养殖规模的扩大将增加粪污污染的治理难度和风险。
根据调研的结果，单体养殖规模越大，粪污处理的成本越高，特大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的成本约为小规模养殖场的两倍。而从粪污处理强度来看，单体养殖规模越大，粪污处理的强度越低。在粪污处理效率上，特大规模养殖场的这一指标也是最低的——养殖规模每扩大1%，粪污处理的效率将下降0.09%。
王明利认为，受周边可用土地的限制，养殖规模的扩大将主要从三个方面增加粪污污染的治理难度和风险：加剧粪污处理面临的现实约束；放大粪污污染的“外部性”；导致粪污处理的不经济。
饲养规模对突发疫情的应对决策也有显著的相关性影响。王明利团队通过PSTR模型评估发现，当养殖规模小于4952头时，受疫情影响，养殖场将主动调减44.52%的存栏。而当养殖规模扩大至超过4952头时，存栏调减幅度将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而增大，最终将驱使存栏下降75.09%。“可见，养殖规模的扩大对生猪生产的稳定发展也存在风险，尤其是单体规模太大的时候。”王明利表示，在稳产保供首要目标下，这一点更值得特别关注。
此外，其实地调研也反映出，养殖规模越大，面对突发疫情时更容易发生短期大幅抛售；为降低成本而致饲料质量下降，猪群更易发病；决策僵化，如生产性回复慢，等待总公司指令；大规模养殖场能带好头，面对突发疫情也更能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规模养殖的最优路径
为寻找到生猪养殖规模的最优路径，调研团队对养殖规模的扩大假定了4种情景：一为中规模出栏占比提升15%，小规模下降15%；二为大规模提升15%，小规模下降15%；三为特大规模扩大15%，小规模下降15%；四为中规模、大规模和特大规模各扩大5%，小规模下降15%。测算结果显示，情景一所假定的规模化路径能够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从2000年至今养殖规模扩大的情况来看，“实际增长最快的还是中规模，这也基本上验证了我们的结论。”王明利称。
他还指出，发展特大规模养殖场是当前各地提升规模化水平的主要途径，其确能实现生产者、消费者剩余的最大化，但疫情冲击所致经济福利损失也最大。
“综合考虑生猪粪污污染及疫情冲击所致的经济福利损失，扩大中规模养殖场的比重，才能在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实现经济福利的最大化。”王明利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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