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种业问题是一个结构性失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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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子法》施行20年之际，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中国种业时间短、起步晚，以致于在有些品种、有些领域和有些环节，跟国外的差距较大。日前，民建安徽省委副主委、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表示，中国的种业问题，是一个结构性失衡问题：农作物育种相对领先，蔬菜种业也有进口，但畜牧业育种大幅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而要打好种业翻身仗，赵皖平认为，既要立足国情，又要借鉴国外经验，打造成熟的育种体系，多方共同发力，努力寻求种业“卡脖子”的破局之道。 种业问题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第一财经：中央提出的“打好种业翻身仗”战略，行业内是如何理解的？ 赵皖平：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占据着整个农业科技领域的制高点。中央提出这一战略，既有对粮食安全的考量，也有对复杂严峻国际环境的评估。我们在国际交流时发现，早在多年前，国外同行就非常重视种业，收集种质资源的意识都非常强。 行业内一直在呼吁重视种业，现在也到了破题的时候。这一战略的提出，意味着种业重新迎来了春天。尽管与国外差距明显，但如果现在不重视，今后可能会更加被动。 第一财经：中国种业的现状如何？ 赵皖平：农业分为种植业和畜牧业，种植业又包括主粮作物、果蔬、花卉等。农业种类较多，我们对于种业，也要有一个清醒认识，那就是当下所谈的种业问题，是一个结构性失衡问题。具体表现为：农作物育种相对领先，蔬菜种业也有进口，但畜牧业育种大幅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农作物的种子，中国能够做到基本自给，尤其是口粮作物。跟国外的差距在于国内尚未推广应用合法的转基因品种，因此单产水平不及国外。至于果蔬、花卉种子，一方面进口占比不大，另一方面蔬菜种类众多，没必要每一种种子都完全自给。 目前来看，中国真正滞后的，是畜禽种业。虽然中国的猪肉、鸡肉、禽蛋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但不是畜牧种业强国。支撑国内肉蛋奶的核心种源，很大程度上一直依赖进口，进口国多为美国等发达国家。 之所以出现当前的局面，既有中国自古以来偏重种植业的历史原因，又有农作物育种周期短，还可以南繁加代，而畜禽育种周期相对较长的现实原因。今后，中国要想解决种源“卡脖子”问题，需要重视畜禽种质资源，加大对畜禽种质资源保护与基础研究投入力度。 第一财经：中国畜禽缺乏原创型种业，种质资源掌握在别人手中，作何理解？ 赵皖平：畜禽种业分为祖代、父母代、商品代。优良的肉牛、奶牛、生猪等种源，都来自于国外，比如，肉牛种源主要是西门塔尔、利木赞和夏洛莱，奶牛则为荷斯坦，生猪为杜洛克、长白、大白。最好的祖代畜禽，都是经过长期选育所形成，国外是不会轻易转让的。 所谓“卡脖子”，最为重要的是，国外掌握了优质的生物材料，让中国无法继续进行科研创新，这就相当于被别人卡了脖子。 尽管中国有着丰富的地方畜禽品种资源，但从生产效能来看，这些地方品种普遍缺乏竞争优势。畜禽业培育新品种是一项时间长、见效慢、投入高、风险大的工作。一些企业出于经济效益考虑，育种动力不足，部分畜种仍未走出“引种—退化—再引种—再退化”的怪圈。 当前，中国最主要的还是要想方设法加大国外种源的引进，并利用其优势来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 多方发力实现种业最终破局 第一财经：中国种业如今的局面，客观现实是种业发展确实时间尚短，另一方面也跟研发体制有关。作为业内人士，如何看待这一客观现实？ 赵皖平：跟国外种业巨头上百年的发展历史相比，中国种业发展时间短的现实是无法回避的。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种业处于“四自一辅”阶段，就是通过集体生产的组织形式，对良种采用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之以少量的串换。随后，中国种业发展史经历了三次革命。 从1979年开始至2000年《种子法》出台前，是“四化一供”阶段，就是以县为单位组织统一供种，实行种子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和品种布局区域化，被称为第一次革命。从《种子法》出台至2011年，进入种子市场化阶段，中国打破行政区划垄断经营种子，鼓励科研单位建立种子公司，将竞争性机制引进种子行业，被称为第二次革命。从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8号】出台至今，进入现代种子产业阶段，建立以产业为导向，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产业体系，被称为第三次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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