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种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图）

  目前，国外海波尔、皮埃西、托佩克、NUCLUS、丹育等育种公司均已开始应用全基因组选择技术。根据美国、丹麦等养猪发达国家及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预测，未来进行全球商品化生产的猪品种都将通过分子育种技术进行选育。伴随人类社会步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生猪育种也进入新的阶段，其核心是建立动物基因组智能设计育种的跨学科、多交叉技术体系，该体系涵盖生命科学领域的组学技术、基因编辑技术、生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合成生物学，以及信息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机器学习技术、物联网技术、图形成像技术，共同支撑动物育种科学向更高的层面发展。

  (二)国内发展情况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种猪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不断向前推进，初步形成了育种、扩繁、推广和应用相配套的框架。同时，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测定能力不断提升，种猪质量明显提高，为养猪业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2009年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实施以来，我国先后遴选了105家(现为89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组建了国家种猪育种核心群，开始实施全国性种猪遗传评估，生猪育种进展明显加快，种猪质量不断提高。2020年，我国生猪核心育种场大白猪平均达100公斤日龄、达100公斤背膘厚以及总产仔数分别为162.80天、10.88毫米和13.0头。与2009年实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开始相比，分别缩短了了5天，下降了0.7毫米，增长了1.7头。

  目前，我国种猪基本可以做到自给。我国生猪“金字塔”繁育体系中，90%的曾祖代(GGP)和祖代(GP)种猪更新都是靠自主选育。近5年我国平均每年进口种猪仅10000头左右，仅占我国每年15万左右的曾祖代(核心群)种猪更新需要量的10%。我国目前部分企业在引进素材并适应提高后，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Piglet per sow per year,PSY)可达30，基本可以与国外先进水平持平。

  在种猪测定方面，我国种猪场目前已基本普及B超测定背膘厚及笼称测定生长速度，测定人员基本都是培训上岗，种猪选育也都应用BLUP育种值选留。基础研究方面，近十年来，我国利用中外杂交群体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经济性状主效基因。如：控制猪外耳大小的PPAPD基因及其因果突变，控制肋骨数的VRTN和SYNDIG1L基因等。在表观遗传方面，我国也首次构建了猪脂肪和肌肉组织的基因组甲基化图谱。在测定技术方面，我国已有部分公司引入CT扫描技术，热成像估算技术等。在AI技术大潮下，我国开发了猪脸识别等智能化技术。在基因组选择方面，2017年全国畜牧总站牵头联合7家单位建立了猪基因组选择平台，正式开启了我国国家层面的猪基因组选择计划。国内相关团队在基因组遗传评估方面也开发了基于机器学习等的育种值估计方法。总的来说，在种业科技方面，我国能够跟踪国际最新研究成果，并且进行部分创新，基本能够满足我国种猪选育的技术需求。

  同时，我国拥有相当丰富的地方猪资源。在地方猪种保护方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消费市场对瘦肉的追求，部分地方资源一度陷入濒危状态。2000年以后，随着对资源保护重要性认识的提高，以及市场对特色猪肉的需求增大，地方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得到加强。目前，我国共有地方猪品种83个，其中国家级保护品种42个，省级保护品种39个。同时，建立了62个国家级地方猪保种场、保护区以及1个基因库(家畜)。1999年以来，以我国地方猪种和引进品种为育种素材，培育了16个品种和14个配套系，有效满足了我国特色猪肉产业发展的需求。

图8.2017年全国基因组选择平台成立仪式

  我国与国外瘦肉型猪的系统性育种相差了近50年，差距明显。引进种猪是核心育种素材的补充，通过引入“杜长大”进行本土化选育，实现“种猪国产化”，是世界上的通行做法。今天的“杜长大”已经是世界品种，而不是“外种”。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优秀育种素材为我所用，对我国种猪发展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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