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医改看动物诊疗机构的发展与监管

5　讨论和展望

“新医改”十余年，全国上下高度关注，其成效也为全社会成员所切身感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作为最发达国家，其医改方案因为各利益方博弈，一而再再而三难产；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过去饱受赞赏的全民福利医疗制度，其低效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无遗。我国医改成效显著，首先主要得益于中央高度重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还得益于多方面因素，尤其是在清晰认识医疗卫生体系各个领域公私产品属性基础上，正确应用利益相关方和社会治理理论，准确把握了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尺度，充分发挥了市场的效率和政府保障公平的作用，充分调动了各利益相关方积极性、创造性。

政府和市场关系是经济和管理领域永恒的话题，各种理论不断创新。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现代管理、经济理论随着经济社会而发展。20 世纪 30 年代前，西方总体上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主张是主流，公共行政主要充当“守夜人”角色。随着生产力的大幅提高，西方总体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各种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导致大萧条，各国意识到市场不是万能的，资本需要管控。经济学上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美国推行罗斯福新政，二战后欧洲一些国家推行福利资本主义，加大市场干预和资本管控力度，带来了新一轮繁荣和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资本在有关领域的过度积累，“石油危机”、战争外债等因素叠加，导致西方普遍出现“滞胀”，放松对资本的管制成为西方国家选择。经济学上新自由主义盛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欧洲国家纷纷去国有化，管理学上治理理念成为主流，强调“去政府化”。随着发展中国家市场的繁荣，世界进入新一轮发展期。近年来，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出现，使新自由主义的弊端逐步显现，提示世人资本和权力一样需要关进制度的笼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动物诊疗机构管理方面，如何发挥市场、市场主体及各类公共组织作用，可以从治理理念和实践中吸取营养。

动物诊疗机构在主要方面大部分是保障动物所有者经济利益和个人情感需求的行为，而在传染病尤其人兽共患病防控方面的义务属于公共产品。动物诊疗机构曾长期处于自由发展和监管缺失状态，现行动物防疫法出台、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后，又存在过于强调监管而忽视各利益相关方作用的现象；强调监管又忽视了动物诊疗机构社会化管理主体的缺失、监管法律基础的缺失、监管对象的缺失、监管标准规范的缺失等根本性问题，导致监管总体效果欠佳；监管实践中未能对诊疗服务不同活动的公共属性进行区分，导致监管效率低下；监管活动中又忽视中介组织等机构的作用，导致有限的政府监管力量和资源捉襟见肘。

我国动物诊疗尤其宠物诊疗服务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妥善解决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在研究和实践两个方面顺应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趋势，树立治理理念，对于促进动物诊疗机构健康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动物疫病包括人兽共患病防控等公共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受理论水平、实践积累和时间所限，本文对这些问题只是做了初步探讨，而且还存在很多不严谨、不全面、不深入的问题，有待继续深入分类研究框架，分析分领域适用理论模型，补充动物所有者和行业自律组织调研等研究，进一步深入研究完善动物诊疗机构管理体系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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