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十大困境

困境九：“后打工族”的后顾之忧

“后打工族”是指由于年龄、身体、技能等方面的原因，不得不返回家乡重新务农的农民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他们的生存状态关乎和谐社会的进程和中国现代化的质量。当一些80后、90后农民工拖着拉杆箱，哼着网络歌曲三三两两进城寻梦时，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工正陆陆续续扛着标志性的蛇皮袋卸甲归田。但这绝不是荣归故里，更不是衣锦还乡，而是一种苦涩的选择，一种无奈的回归。

之所以打道回府，要么是年龄大了，干不动了；要么是自身的技术不能与时升级，干不了了；要么是伤病缠身，不能干了。他们是被城市“干完活走人，市民权免谈”政策遗弃的一族。

他们很爱城市，但城市不爱他们。北京有800万北漂，但每年只有18万转户口指标，户口已炒到70万一个。积分制是一条入户通道，但上海、深圳实行积分制的城市，一年靠积分入户的仅3000个左右。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农民工普遍向往城市，有回乡意愿的仅占7%，但现实是在城里买房的仅占0.7%，这两个“　7”　的巨大反差，值得社会深思。从表面上看，“后打工时代”表现为用人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矛盾，背后隐藏的却是现行的农民工体制，无法保证他们在年轻时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型。由于各方面都不愿意支付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所需的成本，大多数农民工来到城市之后，无法实现“能力再造”，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等方面权益，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事简单的、机械的、低水平的劳作，通过出卖体力和青春换取在城市稍作停留的机会。一旦没有体力可出、青春可换，那么“回家”也就成了农民工唯一而又无奈的选择。“用之而不养之，用之而不护之，用之而不留之”，“后打工时代”集中体现了我国现行农民工体制的弊端，集中反映了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对他们来说，从农村到城市再回到农村，是历史的宿命，想挣脱都挣脱不了。尽管中央正在出台一系列政策逐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但对于老一代农民工为时已晚。

这个群体当前面临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职业病问题。全国有两亿多职业病患者，主要是农民工群体。一份调查显示，85.7％的农民工职业病患者都在自己的家中死去。在人生面临生与死两大关头的关键时刻，身处何处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在家还是在医院是生活质量的根本体现。社会上将看得见的流血的伤叫“红伤”，看不见的不流血的伤叫“白伤”。后打工族群体主要是“白伤”问题。如果若干年之后这些人职业病高发，打工挣的钱也已花光，那不光是个人的痛苦，更是家庭的负担、社会的包袱、政府的责任。上亿患者对农村、农业的拖累，今天很难想象出会是怎样的结果。

困境十：日益恶化的资源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有3亿多亩耕地没了，英国有个“羊吃人圈地”运动，中国有个“房吃人圈地”运动。我们20亿亩耕地占世界耕地面积的不足十分之一，但我们要养活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我们人均耕地只是美国的十三分之一，加拿大的十八分之一，连比我们穷的印度人均土地都是我们的1.2倍。我们比美国多十亿人口，但美国却比我们多近十亿亩耕地，我们粮食总产6亿吨，每年还需要进口约10亿亩土地的产出物才能满足社会需求。全世界粮食总产25亿吨，参加国际贸易的只有3亿吨，我们每年购买9000多万吨，购买量占总贸易量的差不多三分之一，小麦、玉米、大米、棉、油、糖等主要农产品样样需要进口。即便全世界粮食贸易3亿吨，全买来还不够我们消费半年的，那样我们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世界公敌，全世界有上百个国家缺粮，我们全买了，人家就完了。

耕地的数量锐减，质量也在严重退化。化肥、农药、农膜、重金属污染愈演愈烈。过去100年，世界人口增加了3倍，而用水量增加了7倍，水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7%，且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占81%，而长江以南的耕地只占全国的36%，北方少水，且雨量时空分布不均。

到2013年底，中国有水库98002座，水电站46758座。百米以上大坝全世界45000座，中国占22000个，世界第一，美国只有6600个。大坝造成的生态破坏十分严重，以湖北鱼苗为例。湖北是中国四大家鱼天然鱼苗产地，年产200亿尾，2007年三峡蓄水后，年仅2亿尾，锐减98%。2005年长江水域已建成水库45694座，占全国53.7%，长江鱼类捕捞量因此由1954年的45万吨下降到近年的6万吨。最近美国流行的大片《拆坝》纪录美国如何正为恢复生态而拆除水坝，美国人认为凡是河流都必须有自然生长的鱼类，这才是正常的生态。近年来，美国拆坝年均50－60座，中国人依然在筑坝，且以世界最高为骄傲，它截断的不仅仅是水，而是无数条赖以生存的生态链。物种的多样性也会因生态链的断裂而趋于消亡。

到2011年，全国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的河流已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5万多条减少到2.29万条，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的河流仅有4.5万条，还不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域100平方公里的多。

水体污染不仅受到农业的农药、化肥面源污染和工业的废水排放污染，更受到医药的污染。我国人均消费抗生素138克，是美国的10倍以上，居世界第一，我国地表水含有68种抗生素，有的含量高达几百纳克（工业发达国家一般小于20纳克），另有90多种非抗生素药物从地表水中检出，说明每个人每天只要一张嘴都在被动地吃下150多种药物。工业废水已经使我国产生了260多个癌症村。我国已有1/3国土被酸雨覆盖，可谓逢雨必酸。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农业生产严重受挫，食品安全源头受阻。中央提出对生态环境损害要实行责任终身追究制，这是世界上最严厉的制度，但落实起来还需要深入细致的制度探讨，因为它时长、面广、人众，责任的分割、认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些人就是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在不择手段地“改天换地”，“只要垒起金山银山，哪管日后洪水滔天”是他们的座右铭。杜甫当年慨叹：“国破山河在”，我们今天绝不能让“国在山河破”。全社会都应克服“人是自然的主人”这一错误认识，树立“人只是自然中的一员”的正确理念。自然生态的恶化实质上是社会生态扭曲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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