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篇

刘奇: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十大困境

日期:12-10 作者:刘奇- 小 + 大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就是要通过科学技术的渗透、工商部门的介入、现代要素的投入、市场机制的引入和服务体系的建立,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用现代管理方法管理农业、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农业现代化,农业是本体,农民是主体,农村是载体。现代农业只要求实现“本体”的现代化,这是不完整的现代化,“主体”和“载体”如果不能同时实现现代化,“本体”农业就无法实现现代化。只追求单一的经济目标,不追求五位一体的综合目标不是农业现代化。因此,必须重构农业现代化体系,重启农业现代化议程,做到“三体共化、十农并进”。“三体共化”,即作为本体的农业,作为主体的农民和作为载体的农村要共同实现现代化。“十农并进”,就是要在农村人才、农民组织、农民工、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村土地、农产品与农资价格、农村金融、家庭农场、农村环境等方面共同建设,同时推进。

总之,从理论层面上看,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应着力于“五个创新”:一是内涵创新,构建一、二、三产融合,上中下游一体,产供销加互促的产业体系;二是外延创新,实现“三体共化、十农并进”;三是目标创新,逻辑目标追求是土地产出最大化,不同于美国的劳动力产出最大化;综合目标追求是“五位一体”,不同于现代农业的单一目标;四是路径创新,外延扩张带动与内涵改造提升并重,让刘易斯模式与舒尔茨模式并重;五是结构创新,重构农业生态系统,从广义的生态学视角出发,使农业现代化追求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自然五大目标领域按照生态学原理在重构自身的同时,建造五位一体的整体构架。

困境五:“钱途”茫茫

“货币战争”的硝烟已经弥漫在世界角角落落,唯有九亿人口的中国农村还处在盲区。农村金融是农村生产生活的血脉,但是从1997年开始,原来在农村设有网点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了降低成本,纷纷将分支机构撤离农村,退出农村市场,对农村实行只存不贷,从农村“抽血”,输向城市、输向工业的一边倒方针。长期以来,一些县市存贷比高达70%-80%,中国20多年以来农贷在全部贷款总额中的占比仅5%左右,印度均在20%左右,高的年份达到25%,有关资料显示,印度农户贷款率97.1%。印度进行过三次农业革命,过去吃不饱饭,现在成了农产品出口大国,重要原因就是农村金融比较适合农业发展的需要。他们3-5个村都开办一个政策性的银行,为方便贷款,力求给每家都开设账户。刚组建不久的新一届政府又在猛推“大众金融计划”,即广泛开展为社会成员开户活动,以此激发社会的活力,创造创业环境。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示范,值得我国借鉴。

美国有9000多家银行,我国只有1200多家银行,其中上千家是村镇银行。台湾地区1949年就成立了土地银行。目前全国小贷公司发展较快,全国8000多家都没有身份证,监管上也存在许多漏洞。因此,要解决农村“钱途”问题,政策性银行必须伸腿下乡,农村本土金融必须快速成长。1999年1月,国家一纸命令将4.5万家乡村两级合作基金组织全部砍掉,今天看来这是过于草率之举。如当时进行规范整顿、扶持成长,中国今天的农村经济社会将是另一番景象。在市场化、全球化的今天,培育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让农民在货币战争的“正规战”中学会“游击战”,应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首先应大力发展各类农民互助金融组织,这是解决2亿多小农户资金奇缺最有效、最便捷,也是最成功的路子,各地应鼓励发展,放手发展,帮助发展,扶持发展。其次,从实践看,安徽农信社改为农村商业银行的做法也值得推广,全省83家法人机构中,已有64家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其余19家年底完成改制,省社也在积极推进改制。截至2014年6月,全系统存款余额由2004年的712亿元猛增到5583亿元,增长了7.9倍,贷款余额由513亿元增加到3713亿元,增长了7.2倍,不良贷款由39.3%下降到2.99%,历年亏损挂账得到全部消化。存、贷款占全省银行的市场份额分别达到18.26%和17.26%,服务三农能力大大增强,累计无偿代发三农补贴4亿笔。金农卡、社保卡和ATM机市场份额均居全省第一。但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有一定的政策约束,确保其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不能变。

困境六:耕进草退、北粮南运、人畜争粮

中国农业整体布局的走偏,带来诸多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错位:系统错位、格局错位、利用错位。

一是系统错位。人类农业有两大系统:草地农业系统和耕地农业系统。我国现在是草地农业系统越来越萎缩,“以粮为纲”的“粮食情结”使耕地大举侵占草地,耕地农业越来越发达,草地农业在逐步退化,而人类对肉食的需求又在与日俱增,人们的食物消费结构由8:1∶1变成4∶3∶3(即过去吃8斤粮1斤肉1斤菜,今天吃4斤粮3斤肉3斤菜)。草地超载过牧达到36%,超载过牧又使草场不断退化。内蒙古超载1000多万头。建国以来,国家给内蒙古草地的补贴每年每亩仅0.16元,近几年虽大幅提高,每亩也仅3元。草地农业与耕地农业两大系统的错位发展,带来诸多隐患,一些土地亟待退耕还草,恢复自然生态。

二是格局错位。我国南方雨水充足,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中国历史上就形成了“南粮北运”的格局。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今天南方一些地方不再种粮。广东粮食自给率不足30%,福建、浙江不到40%。中国粮食“十一连增”,主要靠的是水土光热条件差的北方生产,缺水就抽地下水,过度超采已使华北平原20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成为地球上最大的漏斗。为解决北方缺水,国家投巨资搞三条南水北调工程,专家测算,送到北京的水,仅成本价每吨就要30元,如果用这个水去种小麦,每斤小麦仅水的成本就高达15元。用“南水北调”的水种出粮食,再把粮食运到南方供应市场,这又是变相的“北水南调”,是到了该严令南方产粮地区实现粮食自给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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