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思考

第四，缺乏高安全等级医学研究实验室。新发病原体的暴发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频繁，从2003年的SARS-CoV、2009年的H1N1甲型流感病毒、2012年的MERS-CoV、2015年的埃博拉病毒、2016年的寨卡病毒、2017年的H5N7禽流感病毒到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除寨卡病毒外所有的病毒都是BSL-3级别的病原体，所有的相关研究都需要在BSL-3实验室进行。以美国为例，所有高水平大学医学院和医院基本都配备BSL-3实验室，其规模不一定很大，但可以满足相关学校和医院的研究需求，方便快速从临床上分离危险病原体以及后续基础研究的展开。这正是我国高校和医院所缺乏的。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BSL-3实验室43家(包括兽医农业领域7家)，其中国家和各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所属28家，科研机构所属6家，高校所属9家。高校中建有能够从事非兽类病原研究的BSL-3实验室的只有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医科大学5家，而且规模和对外交流合作共享的范围都极为有限，远远无法满足科研需要，制约了各高水平医学院校引进这一领域的高端人才的能力。此次疫情暴发，教育部、科技部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积极动员各高校科研机构开展防控疫情的科研攻关，科研人员积极响应，放弃休假以高度热情启动科研攻关。但是，因为实验室配置问题，多数处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局面，严重制约了疫情暴发后科研技术攻关的应变能力。

1.5 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供给和战略储备不足

本次疫情显示，在应对新发突发特大传染病疫情时，我国各地战略储备普遍短缺，主要表现在应急医疗服务人员和场地提供、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和生产方面。

首先，应急医疗服务提供方面，我国各级传染病医院承担主要的救治职责, 但由于传染病医院医务人员的日常培养缺乏综合导向，科室设置缺乏包括外科、产科、儿科、预防等多个综合功能科室建设，导致医务人员对多人群、多症状、复杂疾病的临床诊断和综合治疗能力较低。

与此同时，虽然自2018年开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明确规定二级以上医院要设“感染病区”作为辅助，但现有综合性医疗机构感染病区专业设施与能力建设，尚不能在突发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发生时有效形成体系救治患者。现有医学培养体系中，专、精的专科化人才占据主导地位，而全科人才及多脏器、复杂疾病处置的医学人才相对不足，使得医疗服务在重大公共卫生以及灾难应对上显得力不从心。

医疗物资的储备机制方面，面临重大疫情我国各个省市在公共卫生应急投入、相关医疗物资既有储备、产能储备等均存在重大短板。导致在这次疫情中，包括武汉在内的多地均出现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检测试剂的短缺。而在美国则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部门联合管理国家医疗战略物资储备，能为可能的疫情充分、快速、有效提供包括疫苗、药品、器械、易耗品等在内的战略储备，迅速应对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6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暴露出的一些干部专业化能力不足及缺乏循证决策能力的短板

此次疫情是对我们正在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大考，对各级政府治理能力特别是政府处理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形成了巨大挑战。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是否得当，其核心是需要从被动应对模式转化到“预防-主动”的积极防控管理体系，而这其中干部队伍显然是极为重要的核心群体。

疫情暴发后，作为政府管理体系中最专业的各级卫生管理部门干部显然是重中之重，一方面需要对所在地的卫生疫情有整体了解及防控布局，同时需要及时向地区主要领导作专业汇报。如果医疗卫生条线的领导缺乏专业背景显然难以“勤能补拙”，尤其在疫情发展迅猛的压力下，没有专业背景的卫生主管部门领导在巨大压力下更加容易暴露出难以应对的短板问题。

此外，地区主要领导是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指挥主体，在公共卫生事件萌芽阶段的早期判断与应对上，极为需要第一时间组织专家团队提供决策建议(而不是一味等中央专家组的意见以及疫情的国家正式发布)。武汉作为国内临床医疗、公共卫生及病毒研究最豪华的专业阵容所在地，此次专业团队在当地政府早期疫情判断及应对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似乎没有得到最大发挥，是需要深入思考与反省的。

1.7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能力存在较大缺陷

舆情应对能力作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民媒体时代重要性更加突显。疫情发生以来，任何与疫情有关的事件，从训诫风波、论文风波、发布会风波、领导口误风波、蔬菜风波、双黄连风波、免职风波、红会风波再到李医生风波，都获得了数倍于平常的关注度，也暴露出我们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舆情能力不足。

首先，舆情应对理念落后。以“封、堵、防”为核心的旧有舆情治理理念既不能及时杜绝舆情危机的发生，更可能因为应对“失语”造成次生舆情危机的产生，致使民众产生负面社会心态。

其次，舆情应对能力不足。如发布会风波、红会风波两起风波后续引发的舆情效应对政府公信力产生较大冲击，而其背后则反映出当前作为治理主体的各级政府、相关机构并没有把舆情应对能力的提升摆在足够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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