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那些蝙蝠“背锅侠”

一个人的职业生涯高度和眼前利益，大多数与论文发表数量与质量紧密相关，因此，这不仅成为个体的优先努力方向，与此一需要联系起来，发展成为一种职业成就的评价标准。有人说中国学界存在着“论文报国”的普遍化现象，这与个人职业利益紧密相关，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这一次检验出的新结论是：在相当大一批学术人那里，除了论文发表之外他们不再承担其他任何对国家和民众的责任。

哪怕是疫情紧急，人命关天，但是，“论文报国”者们依然毫无改变，死人不死人先放在一边，借疫情紧急的东风，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先把论文发了再说——这群学术人除了关心发表英文论文之外不再关心任何别的东西。这个诡异的现实，检验出一个新的状况：从高校毕业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们，已经按照他们自己的职业利益需要，为中国学术研究领域搭建了一个纯粹的利己主义评判框架——在这个框架中间已经成功地“戒掉了”国家和人民需要关切。

看起来，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和盲点，第一位的改革努力方向，是要纳入有关公共利益和目标的评判标准和机制，把公共利益和需要纳入课题选择与经费分配的进程，对精致利己主义者构建的狭隘利益评判机制进行根本改造，务必使其不再排斥公共利益和目标。

在精致利己主义的学术评价体系的实际运作中间，英文顶刊的论文发表机会，对于职业利益的增量，远大于中文论文，因此，找机会发英文论文就尤其重要，这就是本次疫情洋人反感中国学术人的原因所在。

由此，我们看到美国“软实力”在中国科学研究领域的隐秘传递链条：英文论文发表机会的难易程度——在课题预研阶段就有强烈的冲动去选择与洋人偏好保持一致——为美国洗地的不科学研究方向也投入了过多资源。就这样，论文发表机会尤其是英文发表机会，过多占用了中国有限的科研资源，科研投入就这样不恰当地跟随发表机会而分配，而不是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

最后，由精致利己主义者构建的“论文报国”评价体系，就这样显著地改变中国的科研经费与资源的分配顺序——与美国需要而不是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一致，这就十分顺畅地内化了美国软实力的扩张方向。

前文已经提到，石正丽的发现非常有限，不足以佐证蝙蝠之坏。反之亦然，人为起源说的研究也不充分，双方的研究深度都很不够。但是，是石正丽的这个不靠谱发现，却得到超级传播机会，被反对“人为起源说”的各色人等过度援用，助推了蝙蝠成为超级网红的进程。

在这里，我们遗憾地看到：石正丽的研究方向选择本身就没有多少科学性，其发现也十分有限，但是，这个研究团队的课题选择本身，就已经内化了美国软实力的放大机制。在石正丽的诡异选择和发现之后，各路经营政治不认同的人马，竭力传播并扭曲放大石正丽团队的发现，这两者共同在中国舆论场域中间构建了一个“自然起源说”的传播潮流。在这两拨人的接力努力之下，蝙蝠何幸，不期而然地混成了超级网红。

正是在蝙蝠混成网红的舆论潮流中间，我们可以清晰地识别出在中国传递和放大美国软实力的两种隐秘机制：一是科学研究领域精致利己主义者构建的“论文报国”评价体系及其对国家人民利益的较低兼容度，二是各种经营政治不认同的人士反对引入国家安全的观察视野与方法。两者都不期而然地共同追捧“自然起源说”，虽然证据薄弱，但没有妨碍蝙蝠成为第一背锅侠。

今天，人们早已不再讳言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但是，个人利益完全不结合甚至反对公共利益，这依然是灵魂肮脏的主要评判标准。据说蝙蝠携带多种病毒，因此很不干净，但是，在中国放大美国软实力的两拨人，其投机性的经营与努力方向对于公共利益的不兼容程度——以及由此识别的灵魂的不干净程度，较之蝙蝠，未知孰高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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