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动物卫生防护距离是动物防疫条件审查的重点内容,也是践行动物疫病预防为主的重要举措。本文对《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中有关“防护距离”的设定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在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认定和处理及受法律保护程度等方面存在问题,由此提示在实践中应当科学制定“动物防疫条件”,建立政府部门间协 同管理机制,完善法规有关内容,以期为优化动物防疫条件管理措施提供支持。 关键词:动物防疫条件;防护距离;四类场所;法律法规;兽医管理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2010 年颁布实施以来,在规范动物防疫条件审查,有效预防控制动物疫病,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办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对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屠宰加工场所、动物隔离场所以及无害化处理场所(以下称“四类场所”)与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源地、公路和铁路等交通干线、国家自然保护区、动物与动物集贸市场、动物诊疗等场所之间,以及“四类场所”相互之间的“防护距离”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各地执法实践来看,上述场所之间距离的认定和把握存在困难。为此,笔者在搜集资料、开展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办法》在实施运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重点围绕动物防疫“防护距离”展开讨论,提出了相应建议。 1 《办法》中“防护距离”有关问题辨析 1.1 “防护距离”的可操作性不足 《办法》属于政府部门规章,具有一定的法律强制性。有关“防护距离”的规定属于必须执行的刚性要求。但在落实行政许可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管理部门与群众理解不一致、执行较难的问题。由此引发的纠纷、信访甚至诉讼案件为数不少,处理起来较为棘手。因此,厘清“防护距离”与动物防疫条件的关系非常重要。 笔者认为,“防护距离”不应当属于动物防疫条件的一票否决项。动物防疫条件是一项综合性指标,它应当结合当地动物疫病流行情况、有关场所选址布局、防疫设施设备运行情况,以及重大动物疫病免疫措施落实情况综合判断。“防护距离”非常重要,较大的“防护距离”对切断动物疫病传播途径、减少疫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但疫病传播不仅仅取决于“防护距离”,还与其他动物疫病防护措施协同助力。“防护距离”可以考虑寻求替代措施,如进行风险评估,在低风险情况下,可以用其他措施替代之,以便基层更好执行。 此外,我国国土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部分地区城市化程度较高、人员居住密集,“四类场所”与城镇居民区以及公路、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距离 500 米的条件难以落实,无法达到规定“防护距离”的要求,全国规定统一标准操作性差。以云南省为例,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选址条件要求与云南地少坡陡、人员居住分散、规模化养殖场数量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问题产生冲突。特别是山多、地少的南方地区,养殖用地日趋紧张,严格执行“防护距离”会导致畜禽无地可养。对《办法》实施以前建成使用的养殖场、养殖小区也会带来无法获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问题。再如新疆奎屯市,该市从事畜禽养殖的单位和个人约 130 户,其中符合动物防疫条件、可以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养殖场(户)所占比例不足 10%,另外 90% 养殖场(户)的饲养场分散在城市的周边,基本上不具备《办法》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 1.2 “防护距离”有待细化和完善 设定“防护距离”的初衷是有效预防控制动物疫病,维护公共卫生安全,这个积极意义应当充分肯定。但《办法》部分条款较为原则,值得探讨。以生活饮用水源地的“防护距离”为例:水源可分为饮用水地表水源和饮用水地下水源,从水源保护的角度看,其保护范围又为分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不同保护区又根据各自情况分为水域保护范围和陆域保护范围,同时还要综合考虑地理位置、水文、气象、地质特征、污染特征、潮汐等多因素确定保护的边界。那么《办法》中距离饮用水源地的“防护距离”从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还是准保护区起算,起算点是水域保护范围还是陆域保护范围,再如自然保护区问题,防护距离要考虑各级自然保护区的“三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因素,也要考虑对自然保护区生态影响、动植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诸如此类问题都未明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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