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仔猪、母猪遭抛售,后期生产形势不容乐观。 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因为生猪外调限制,养殖企业及养殖户生产经营陷入困境,尽管采取亏损出栏、降低母猪存栏、卖出仔猪等应对手段,但由于防控措施的相继出台,形势愈加严峻。调研中,高平市某大型养殖企业负责人介绍,该企业为减少亏损,以减少产能和淘汰母猪,维持生猪基本生产;受非洲猪瘟影响,该企业生猪存栏由上年2月末的8200头减少到今年2月末的3800头,下降53.66%;能繁母猪由1200头减少到1042头,下降13.17%;仔猪由2380头减少到867头,下降63.57%。 5、养殖业压力增大,生产积极性遭受打击。 晋城市作为全省第一生猪生产大市,生猪养殖密度大,调运频繁,尤其是生猪调出大县高平、泽州防疫压力更大。自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由于非洲猪瘟传染的复杂性,传染渠道不可控制,养殖户压力很大,养殖信心不足,不少养殖企业已经把企业战略定位为先生存后发展,以此应对目前疫情危机。 三、对策及建议 1、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养猪业结构优化升级 “猪粮安天下”,作为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的必需品,猪肉具备刚性需求的地位。猪肉价格波动不但直接影响着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消费情况,而且也影响着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宏观调控政策走向。鉴于非洲猪瘟目前尚无商品化疫苗可用于其预防,该疫病对养猪业构成现实生物安全威胁,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遏制。 2018年非洲猪瘟疫情的发生,受制于限运、价位低迷、防疫成本升高等多重因素影响,养殖企业及养殖户亏损严重,广大养殖企业及养殖户希望政府出手帮助度过这个行业危机。各级政府应研究制定相关的扶持政策,加大财政投入,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撬动金融机构、保险机构和社会资本对生猪养殖业的投入力度,创新服务模式。 非洲猪瘟对养猪业影响巨大,首先体现在落后产能的加速出局,其次会对南北养殖产业布局造成影响,由于供求关系变化影响,会进一步催生调入大省养猪业发展,反之调出大省会则会出现惨烈洗牌。晋城作为生猪调出大市应提前应对非瘟后时代养猪业格局变化。利用这次洗牌契机,支持生物安全管理较好的大型养殖企业做大做强发展现代化规模养殖;对不具备创建生物安全体系的中小型养殖场户应提高准入门槛,实行限制措施,预防疫情风险点出现分散,同时建立大型养殖安全区域,对安全区域内散养及家庭养殖进行清理,提高大型养殖企业疫病风险防护能力。 2、应根据疫情变化制定灵活有效的调运政策、加大防控力度。 以晋城市为代表的生猪大市养殖量大、区域广、养殖群体众多,养殖主体间生物安全意识及生物安全水平等实际情况差异较大。考虑到短期内由生猪调运向猪肉调运转变需要过程适应,应在加强冷链物流建设、向冷鲜肉流通为主转变的同时,加强兽医防疫系统和溯源系统建设,强化基层兽医体系及其服务水平,提升具有较高生物安全性的养殖场质量和数量。 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实施灵活有效的调运政策,允许生物安全性高的养殖企业跨省调运仔猪(或育肥猪),通过生物安全通道调运至生物安全性高的规模育肥场或者屠宰厂直接屠宰。而生物安全水平较差的中小规模户和散户本地屠宰、本地消费,严格控制其调运范围,将有助于在区域防控下扑杀非洲猪瘟,同时有利于减少活猪禁调下区域间乃至省内不同产销区高价格差,既减少非法调运,又能降低疫情风险。 一是设置县级消毒站,特别是生猪运输车辆进县都要进入县级消毒站进行消毒,经检测合格方可去各场调运生猪;二是转变问责方式,严防“捂盖子”造成疫情扩散。建议发生疫情后对不作为的地区进行追责,对及早发现,行动有力,能够按照“早、快、严、小”和果断处置的原则进行控源、灭源的地区进行奖励,对有功人员给予嘉奖。 3、加大疫苗研制投入、突出正面宣传引导。 调查中的大中小型养殖企业及养殖户目光无一例外都聚焦在非洲猪瘟疫苗的研制上,他们建议政府加大非洲猪瘟疫苗研制投入,迫切期盼能早日攻克这一难关。尽管非洲猪瘟不属于人畜共患病,但对消费者心理仍然会造成一定影响。在农贸市场调查中发现,猪肉摊贩消费者零零星星,据摊主介绍较往年销售量下降30%以上。针对这一情况建议建立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的全流程监控体系,相关职能部门及时发布监测信息,消除居民消费心理障碍,确保消费环节通畅和居民食品安全。 防控非洲猪瘟是一场长期歼灭战,为确保晋城市生猪养殖业安全、市场供应和社会稳定,消除社会公众负面情绪,建议有关部门要积极主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目前晋城市要充分利用各种会议、广播、微信等多种形式广泛传播正面声音,强化正面宣传引导,广泛宣传动物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知识,尤其要提高生猪养殖、贩运、屠宰经营等相关从业人员的防疫意识,特别是针对广大消费者的疑虑和关切,及时答疑解惑,创优生猪养殖环境,大力促使山西省现代农业典范产业——晋城市生猪产业的健康平稳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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