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非洲猪瘟的经济后果

第三，生猪和猪肉价格异动及其消极影响。

一方面，疫情爆发后一段时期，许多省区生猪调运依据控制疫情需要暂时禁止，产销区之间生猪价差出现大幅上升和剧烈波动。下图报告销区浙江与产区吉林生猪价差数据显示，该指标值通常在零值和2元/公斤之间波动，然而去年10月到今年4月半年前后飙升到6-8元/公斤罕见水平，价差达到通常时期高峰水平的3-4倍。过去几个月产销地价差仍经历较大幅度波动。

另一方面，猪肉价格整体大幅飙升并开始显现其宏观效应。非洲猪瘟疫情爆发后生猪存栏数进一步急剧下降，出栏肉猪供给显著减少导致猪肉市场供求失衡与猪肉价格大幅飙升。8月中国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2.8%，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上涨因素对CPI涨幅贡献近四成，畜禽肉贡献超过一半。虽然目前CPI涨幅仍在年初预定的3%左右调控目标范围内，然而CPI从年初1.6%上下上升到接近3%水平，难免会对货币政策运用形成某种掣肘，使央行在考虑加大逆周期调控政策时更为审慎。

最后，疫苗研发特殊困难对根治疫情和恢复产能的制约作用。

对比2006年初夏发生猪蓝耳病疫情，有关机构从2007年初突击研发疫苗，三个多月取得突破性进展，不久疫苗大规模上市为有效控制治理疫情创造了有利条件。业内专家认为，非洲猪瘟病毒在毒株结构和变异性方面的某些特点，使得有关疫苗研发面临特殊困难，导致非洲猪瘟出现近百年国际社会仍未能提供高效疫苗。中国有关机构目前正在全力以赴研发，给定中国科研实力与集中资源攻坚能力，最终应能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然而科研过程有其自身规律，相关进展很难有可预期的时间表。

在非洲猪瘟疫情难以很快彻底根治背景下，控制疫情主要依靠养殖企业加强生物安全保障防范措施，恢复生猪产能和稳定猪肉生产；更需借助政策调整，并取决于微观主体对市场形势和政策信号的相应能力和状态。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高层高度重视并多次发文和召开专题会议部署相关应对措施，尤其是上个月国办发布"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在养殖用地、贷款融资、结构性补贴、规范禁养、产销衔接、疫情防控等方面系统推出了二十余项新政策。多策并举、上下互动，相信中国最终定能战胜本轮超级猪周期的冲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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