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芯片”亟须科技加持

  “尽管近年来我国肉牛生产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但如果没有明显技术进步，我国生产的牛肉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增长。”李俊雅则告诉《中国科学报》，种业创新迫在眉睫。

  核心育种场整体育种群规模小、选择强度低、遗传进展缓慢、技术力量不足、选择路线不明确、生产的公牛遗传水平低、地方品种没有持续选育、培育品种进展缓慢；公牛站总体供不应求、高遗传素质公牛少、市场竞争力差；而政策及管理层面缺少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精细化管理不足、种业各环节监管执法部门力量不足、各地区种质管理标准不一等等，都是李俊雅眼中肉牛种业发展面临的难题。

  让王立贤更为担心的是，非洲猪瘟不期而至，打乱了养猪业的发展格局和步伐，“让我们付出了几乎难以承受的代价”。非洲猪瘟的发生促使行业不得做出重大改变，育种将更加关注系水力、肉色等指标；大型屠宰企业的占比提升，也将使育种根据分级标准调整选育重点；联合育种更加困难，应发展企业化育种。

  而且，我国生猪育种本身就存在明显不足：选择准确性差、育种效率低；育种针对性差，企业自主育种能力不高。

  尽管黄羽肉鸡育种水平已和国际接轨，但白羽肉鸡的情况不容乐观。文杰介绍，我国白羽肉鸡引种量大，易受种源疾病的困扰。现在，国产白羽肉鸡的品种还没有重大突破，但业界一直在朝这方面努力。由于门槛高、育种投入大且产出慢，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企业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坚定的决心，并承担风险。

  联合育种是必然趋势

  “华西牛联合攻关已形成良好的工作机制，全国第一个牛联合育种实体组织注册成立。”李俊雅说，联合育种已经成为必然趋势。金博肉用牛后裔测定联合会、肉用西门塔尔牛育种联合会、安格斯育种联盟等相继成立，肉牛遗传评估中心还联合38家核心育种场实施改良计划。

  《中国科学报》了解到，联合育种已经是我国畜禽育种科学家的共识。

  张胜利指出，奶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联合育种是必要且可行的。这需要多部门合作与协调，实施统一改良计划。政府部门负责政策制定，品种审定；教学科研单位负责技术推广；奶业协会负责ID号、登记和体型鉴定；遗传评估中心负责数据处理、遗传评估；奶牛个体生产性能测定中心负责生产性能、体型测定；种公牛站负责后裔测定。

  例如，美国荷斯坦协会（CDCB）负责确定美国的奶牛国家育种目标和综合选择指数TPI公式，其奶牛联合育种体制采用平衡育种理念，以奶牛高产、长寿性、健康、繁殖力等为主要育种目标。

  今年，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国家畜禽良种联合攻关计划（2019—2022年）》指出，到2022 年，形成一批畜禽联合攻关的标志性成果，商业化育种体系进一步优化，畜禽种业发展质量效益显著提高，育种企业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初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畜禽种业自主创新体系。

  由此，7个联合攻关组成立，坚持问题导向，政府引导、专家领衔，企业主体、多元合作，统筹谋划、整体联动。

  此外，张合成认为，缺乏重大科研平台是畜禽良种化科技攻关的最大短板。由于畜禽育种周期长、见效慢，需要有稳定的育种基地、种群数量和经费支持。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与甘肃省平凉市政府合作，正在建设西部肉牛种质创新基地，为培育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品种提供重要保障。

  “农业科技工作者要落实国家‘畜禽良种化’的战略部署。”张合成强调，应尽快设立国家科研重大专项，使之成为国家实施“畜禽良种化”战略的具体抓手。开展畜禽良种化科技攻关，必须产学研相结合，按照创新、创造、创业“三创一体”创新链的思路，构建产学研一体科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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