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政府购买兽医公共服务质量水平研究

2、加强经费支持，培育发展动能

湖南省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开展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给予200~300万元的财政奖补；湖南浏阳市统筹350万元（中央和省级补贴130万元，市财政安排220万元）用于购买强制免疫劳务服务，双峰县13个乡镇试行社会化服务（占全县的81%，县财政+乡镇配套支持）。重庆市市级财政每年安排1 000万元，用于建设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收贮点，解决体系建设中最难、社会资本最不愿参与的部分，通过“筑巢引凤”方式，推进区县集中处理场及运输链条建设。辽宁省2014年启动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设施四年建设项目，投入约2.3亿元。建成公益性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设备型）7个，村级点无害化处理设施882个，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设施842个，并将部分已经建成的无害化处理中心（如葫芦岛市）交由社会化力量管理运营。

3、扶持多元主体，提高供给能力

当前兽医社会化供给主体主要包括，动物防疫合作组织、畜禽养殖大型企业、动物诊疗机构、产业协会、劳务派遣公司、政府部门、科研院所等。各地在培育多元化主体基础之上，积极探索各种服务模式。

“科研院所业务拓展”模式。利用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自身技术资源和实验室资源，鼓励其积极拓展业务，主动承接政府的社会化服务职能，如采样监测、软课题研究、技术集成与推广、第三方检测、动物诊疗、风险管控等。

“新型兽医服务主体”模式。各地积极探索建立与新型兽医服务主体合作的兽医社会化服务模式，如广西来宾、湖北巴东、贵州丹寨、甘肃金川、湖南双峰等地的适合当地特色的兽医社会化服务模式。新型兽医服务的主体主要是由基层动物防疫员组建的防疫服务公司或合作社，以承接国家强制免疫服务为主，还可进行养殖技术指导、疫病防治、良种推广、饲料经营、兽药经营、无害化处理等业务。湖南双峰的“兽医专业服务公司+养殖专业合作社”新模式，通过政策支持、经费补贴、技术培训等方式，动员广大社会力量，如兽药店、村级动物防疫员、养殖大户等广泛参与，培育新型兽医社会化服务主体。

“劳务外包”模式。广东省中山市、湖南省浏阳市、河南省济源市通过公开招标、协商委托的方式，与当地劳务派遣公司签定合同，确定由劳务公司负责当地动物疫病防控、动物及动物产品的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等的劳务外包工作。

“独立第三方检测”模式。由企业动物疫病诊断实验室为养殖企业提供第三方检测、诊断服务，以满足市场需求。这一模式必须有独立的法人实体、专业的人员和实验室条件，不仅要具备标准化、规范化的作业流程，成熟的技术支撑体系，还要有从事检测服务的资质许可。独立的第三方检测主要致力于为养殖企业提供动物疫病诊断、基因测序、免疫效果评价等服务，提供专业的动物疫病解决方案，随时掌握养殖场饲养动物的生产及健康状态。

“合作型”模式。河南省积极推进动物疫病检测社会化服务工作，让社会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动物疫病防控。自2017年以来，河南省加强了与社会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合作，每季度的省级疫情会商评估，均邀请社会第三方动物疫病检测机构参与，同时，还强化对社会第三方检测机构的监管，将其纳入本省兽医系统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工作之中，创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氛围。

三、有关问题思考

近年来，兽医承担着疫病净化、畜禽屠宰监管、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多种职能。随着兽医工作职责不断增加，工作要求不断提高，政府兽医工作正面临公共资源总体不足、结构短缺等问题。各地购买兽医公共服务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社会化服务主体力量薄弱、需求与供给不平衡、购买服务制度设计有待完善、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提升兽医公共服务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提高政府购买兽医服务质量水平迫在眉睫。目前我国兽医服务体系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兽医社会化服务体系，需要国家从顶层设计进行引导规范，各级政府要突破旧观念束缚，创新体制机制，并在制度建立、资金保障、培训教育、监督管理等方面应予以大力支持，积极推动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快速健康发展。目前，提高政府购买兽医公共服务质量水平，关键要系统解决“买什么、向谁买、怎么买、买得好”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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