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巴西非洲猪瘟根除计划的经验与借鉴 巴西官方搭建了一个媒体平台以利于各方观点讨论。一开始这反而混淆了大众的方向,因为有太多不同的观点碰撞在一起。但随着巴西所有的报纸头条,包括经济和政治章节和农业部分的首页都给予头版讨论,这些讨论逐步形成了以关于动物健康和决策制定为主的社会共识。 猪肉及相关产品是我国居民的主要消费品,其存栏量和消费总量均占世界第一,我国生猪养殖正处于向规模养殖转型的阶段。虽然大中型养殖企业不断涌现,但仍有很多缺乏生物安全控制的家庭散养猪(约占猪肉产量的30%-40%)。同时,我国存在非洲猪瘟病毒的传播媒介-钝缘蜱。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国存在ASF的高扩散风险,一旦该病传入,有可能在疫源地内的钝缘蜱内定殖,进而循环繁殖并在环境中长期存在,这将对我国猪肉产业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如果将屠宰补偿,猪肉制品的消费意愿降低以及行业低迷,个体从业者失业等间接损失计算在内,其数额将无法估算。如巴西ASF疫情暴发后启动紧急预案的2年中花费达到1300万美元(按照1978年汇率换算),这包括屠宰猪补偿的2118257美元补偿(按照1978年汇率换算),但仍不包括巴西猪肉制品消费降低的40%对屠宰交易及小生产商退出该行业和2000个养殖者失业的损失。 相比较西班牙和葡萄牙接近40年的ASF疫情历史,巴西的根除计划可以说是最大胆有效的一次根除决策。这个成功可归咎于政府的快速果断处理和措施的有效执行,以及民间团体、猪肉农商联合企业会员、兽医和其他来自私人或公益性行业专家的大力参与。虽然我国国情,畜牧业疫病背景,养殖模式同巴西不同,但面对同一种病原,巴西的成功经验仍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比如通过大量的宣传和信息交流,巴西农场主很愿意主动上报疫情,农场主和兽医都收到了免费的电话号码以利于他们能尽可能方便的上报疫情。圣卡塔琳娜州75%的疫点在首个病例后的10天内上报,82%的在14天之内上报。如果农场主主动上报延缓,ASF就可能在官方兽医实施根除措施之前散播出去,进而影响整个根除计划。这使得农场主在根除计划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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