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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支持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小麦、玉米、棉花、大米、花生和烟草等主要农产品，政府对这些主要农产品实行强制性的价格支持，制定“农产品计划”：(1)1933年《农业调整法案》制定了停耕土地、确定农产品“目标价格”和贷款水平以及规定农业补贴等条款，开始对农产品价格进行全面的支持，随后的1938年法案完善了这些内容;(2)1949年通过的《农业法案》加强了对农业的补贴和价格支持;(3)1954、1956年《农业法案》确立了高额固定价格支持政策，进一步加强价格支持;(4)1965年《农业法案》提出了农业收入支持政策，价格支持力度减小，1970年《农业法案》进一步完善了农业的直接支付体系;(5)70年代危机情况下价格支持水平有所回升，80年代后价格支持政策再次减弱;(6)1996年《农业法案》的颁布标志着直接支付政策取代了价格支持政策，至此，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农业价格支持政策告一段落。
价格支持政策收效甚微
然而，看似完备的美国政府的价格支持政策并没有达到稳定农产品价格的预期目标，而仅仅是缓和了在农业危机期间价格的下降趋势。在美国，农产品市场价格取决于自由市场上的农产品供求关系，价格支持政策并不能控制生产和市场供应量，因而不足以决定农产品的市场价格。
半个世纪以来的农业价格支持政策不能真正稳定农产品价格。尽管停耕政策停耕了部分土地(其中大部分是产量低的坏地)，但集中耕种好地使得单产迅速提高，农业总产量仍是提高的。从具体的价格走势来看，1933年《农业调整法案》颁布后农产品价格指数(1910-14=100)在1933-36年确实有所恢复，但恢复有限，随即又开始下降，到二战爆发后农产品价格才开始不断上涨，真正得到恢复。朝鲜战争中断了下降趋势使价格拔高至302(指数)，此后一直到70年代初价格相对稳定。1972年后由于世界性粮食歉收和苏联在美国大量采购粮食，农产品价格指数在一年之内从313涨到447，并在第二年又涨到481。70年代后期价格又有上涨，但80年代新一轮农业危机开始后价格又出现下降趋势。因而美国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与其说是价格支持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战争和世界性粮荒的结果。
农产品价格上涨≠农场收入增加
我们说美国政府的价格支持政策未能真正起到作用还基于另外一个理由：美国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并不代表农场收入的增加，农场收入未能增加农业就不能算是真正得到恢复。
价格支持政策以来，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低于农场主支付价格上涨幅度，农场主实际收入呈下降趋势。例如，1933到1983年的50年间，农产品价格指数从70涨至614，上涨了7.8倍，而同期农场主的支付价格从109上涨至1105，上涨了9.1倍。因此反映农场主出售一定农产品所能换回的工业数量的“平价”是下降的，且自70年代中期后，剪刀差不断扩大。此外，从农业的投入和产出来看，在转型期约三十年间，农业产出价格增长了2.27倍，而资本、劳动等投入的价格指数增长了3.45倍。且80年代后，投入产出价格指数差不断减小，意味着农业生产利润的缩减。
经济周期对农产品价格有传导作用：农产品价格走势与经济形势高度相关 我们认为，经济周期对农产品价格有传导作用，转型期美国农产品价格走势主要受经济波动影响，尤其在经济上下震荡时期，价格波动幅度更大。其深层次的传导机理源于农业的加速原理：当经济下行，农业所遭受负面影响相比工业通常更严峻;反之，当经济兴盛，农业往往超过正常的繁荣。由于农业离消费端最远，经济的负面信号传导至最上游的农业的时间更长，且农业生产难以短期调整和中止，因此宏观经济对农产品价格的传导具有滞后效应，使得前置一年的转型期农产品价格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
转型期的美国农业符合加速原理
我们认为，经济周期对转型期(1970-1999)的美国农业存在加速传导作用。具体表现为：(1)在经济上行年份，农业增长更快，而当经济下行时，农业的衰退更加明显;(2)经济上下行期间，农业的上涨和下跌态势也比工业更加强劲。
农业经济相对于整体经济的增长而言存在加速作用，经济上下行期间，农业的波动幅度更大。例如1979-1980年经济下行，名义GDP增速由11.7%降至8.8%，而农业由17.6%的高增长猛降至-9.8%，出现了严重倒退。1984年经济上行，名义GDP增速为11.1%，而农业增速高达32.7%!从总的波动趋势来看，1970至1999年的转型期间，农业增速的标准差为0.14，而GDP增速的标准差仅有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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