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业篇
猪二代和老爸养猪的合作与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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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猪场稍稍走上正轨，吴伟培觉得可以喘口气的时候。父亲又给他带来了新的挑战，扩场。吴伟培坦言父亲是一个“看准了这个生意能赚钱就会毫不犹豫去做”的人。而他则恰好相反，觉得自己养猪经验尚浅，还是应该稳妥为先。尽管有意见，他还是非常相信父亲做生意的眼光。于是通过不断地买地买场，猪场在2009年的高峰期扩张到了存栏1600头母猪。 不过在相信父亲的眼光的同时，吴伟培也不讳言父亲在管理上还是有不少问题，总体来说就是缺乏公司化的思想。以前猪场从来不做预算，甚至连会计都没有，这在存栏母猪1000头以上的猪场里显然是无法想象的。父亲还喜欢在猪场打火锅，甚至时常叫员工一起来。但是猪场由于电路问题，不能承载太大电流，一直是禁止员工使用电磁炉的，结果员工一看老板也用，于是都用了起来，最终导致某次火灾烧了一栋猪舍。 经过吴伟培的不懈努力，现在猪场的管理已经日趋完善，父亲也很少再插手管理的事务。目前猪场的存栏数较高峰期略少，算是按照他的稳妥的思路在走。不过吴伟培也并非一味保守，他最近也积极地在高要一带寻找适宜建新猪场的土地，相信他也从父亲身上学到了一点独到的眼光。 父子兄弟合作，各展所长 家族企业接班还有一个常见问题，几兄弟之间的利益如何分配。古有康熙末年的九子夺嫡，今有香港豪门的争产大战。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很容易给企业带来极大的伤害。猪场老板普遍多子，这个问题也就不得不仔细考虑一番了。 茅理翔也认为财产问题一直是家族制企业里最敏感和最尖锐的焦点。茅理翔把他的家族产权观念总结为“口袋论”，就是说要把利益放在一个口袋里，同一个口袋的人可以一起经营，他们会有同样的利益。即使在兄弟之间，分家后利益不同，家族矛盾也会上升为管理矛盾，给企业埋下定时炸弹，最后导致家族和企业分崩离析。父亲和儿子的利益可以放在同一个口袋，而兄弟之间就最好放在不同的口袋了。 肇庆大旺三星养殖场老板李绍良则把自己的做法形容得更有中国特色。“在一起吃大锅饭肯定会有人偷懒，干脆各自承包到户，自负盈亏。”李绍良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李敏鸿，曾在东莞做过一段时间会计，1999年回来养猪；二儿子李敏流，曾在当地供电局上班，2004年回来养猪，同时开了一家兽药店；三儿子李敏贤，曾搞过土木工程，帮别人推鱼塘，1999年回来养猪。 对于不少找不到接班人的猪老板来说，李绍良三个儿子都愿意回来投身养猪，简直就是幸福得让人嫉妒。不过对于李绍良来说，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幸福的烦恼。李绍良心里明白，虽然三个都是自己的儿子，但品性各有不同，成家之后，家境状况更是不同，单纯地在猪场工作平均分配利益是不够的，必须想一个长远的解决办法。 因此在2004年李绍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猪场一分为四，其中三兄弟每人100头经产母猪，20头后备母猪，几百头肉猪，100亩鱼塘。剩下的部分则由李绍良独自经营。分开之后，各自的经营管理自己负责，自负盈亏，但还是统一挂在三星养殖场的名下，并且统一核算。李绍良认为这样一来，首先分给每个人的起始条件是公平的，谁也不多谁也不少，然后经营得好不好就要看三兄弟各自的努力了，而且经营的思路和倾向性肯定会各有不同，自己也可以根据情况给与不同的支持。 事实也证明了李绍良的想法，经过几年经营，三兄弟的格局已大有不同。二儿子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兽药店上，猪场规模基本不变。三儿子经营鱼塘更好，大儿子经营猪场更好，李绍良于是也将自己剩下的猪场和鱼塘分别划给了他们来管理。目前李绍良已经不用怎么理会日常的管理，猪场的账目也都交给了儿子管理。他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去外面了解情况，并且经常帮朋友解决一下养猪的疑难问题，绍伯的名头在四会和大旺的养猪人里算是无人不知。 李敏鸿也认为父亲的这一做法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既把养猪的事业传承了下去，又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兄弟之间的利益矛盾。“我们家算是非常民主的，分开之后讨论一些大的决策，如新建猪场，引进种猪等等都是大家坐下来商量，父亲很少直接武断地做什么决定。”李敏鸿表示，现在整个猪场基本上也还是坚持父亲提出的重视营养的思路，在今年肆虐的腹泻病面前，猪场也安然无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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