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国际市场我们是不是有周旋的余地呢?曹兵海认为这个想法是危险的。“美国、阿根廷的牛肉刚够自己吃,世界上只有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等几个国家有能力出口,国际市场上可供交易的牛肉本就不多。”他说,“再加上检验检疫等原因,我国目前只批准从6个国家进口牛肉,并不是说国外的肉就安全。” 杜立新也说,国外羊肉出口多分为三档,不一定把最好的卖给你,“我们和国外的消费习惯也不一样,他们出口带骨肉,而我们的穆斯林同胞却不爱吃。”从统计数据看,2011年我国进口牛肉2万多吨,羊肉8万多吨;到2012年猛增到6万多吨和12万多吨,也体现出我国供求缺口在放大。两位专家共同提出,满足中国人吃牛羊肉的问题主要还得靠我们自己解决。 以补贴促规模,育良种提单产,调布局释潜能 供需紧平衡解决有道 随着供需失衡加剧,牛羊肉价格出现了加速上涨。“有人说价格从2007年开始快速攀升,我认为不准确,那两年正是我国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期,涨得最快的反而是最近三年。”杜立新说。曹兵海则认为价格飞涨是各种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价格上涨是否在一个合理、可控的区间内呢?杜立新说:“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是牛羊肉价格是猪肉、鸡肉的2~4倍,就在合理区间,我国在3~4倍间。”曹兵海认为,如今的价格正是对供求关系的准确反映,“但是否合理还应当考虑公众的消费水平和承受能力。” 两位专家都认为价格更多地是一种指标和表象,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产业问题。他们把肉牛、肉羊产业定义为“巨型产业”。曹兵海说,肉牛是一个从业人员8300万、产值3300亿元的大产业;杜立新认为肉羊产业“牵一发而动全身”,“近年来牧区尤其是新疆羊肉的缺口加大,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将达到25万吨,这不仅是消费问题,更是事关民族问题的大事。” 与此同时,两个产业都是周期长、调整慢的产业。牛羊产仔基本都是单胎,在目前饲养水平下,牛的繁育是3年两犊、羊是3年4羔;相比猪每年产两胎,每胎产仔10头相比,产业调整见效慢。一头牛从出生到育肥出栏至少需18个月,肉羊从羔羊到出栏至少需要7个月。 因此,去年8月,国家出台《全国牛羊肉生产发展规划(2013-2020年)》,加强政策扶持和市场调控,着力提高牛羊肉生产能力,引导肉牛肉羊产业发展。对于如何解肉牛肉羊“巨型产业”之困,两位专家均提出国家要制订具有延展性的长期、均衡政策支持。 我国现有政策对标准化规模养殖和良种繁育有一定补贴,但和肉牛肉羊规模养殖动辄上千万的高投入相比显得“杯水车薪”。杜立新说,德国的肉羊补贴占养殖成本的45%,养羊效益好得很。 曹兵海呼吁在条件允许时对肉牛实行“普惠制”补贴,尤其加大对能繁母牛补贴力度,补出老百姓的养牛积极性。杜立新希望加大公羊良种补贴,“每头种公羊国家补贴800元,能为养殖户带来4000多元的收入,我国良种公羊缺口还有30万头。” 标准化规模养殖是迅速恢复产能、打破资源约束的主要办法。“我国没有实行规模化肉羊养殖(年出栏100头以上)超过70%。”杜立新说。但如果大规模采取标准化养殖,势必带来建牛棚、羊舍以及饲料、雇工等成本增加,过去曾有“富也富不过牛,穷也穷不过牛”的说法,规模化“富养”的成本很高,需要国家出台政策扶持肉牛肉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 促进增产另一个途径是提高单产。我国牛羊单产水平明显低于国际先进水平,品种是最大制约。曹兵海提出,多年来我国对肉牛品种存在无序改良现象,缺少明确的改良和育种方向。这需要国家加强肉牛肉羊原良种场、种公牛站、品种改良中心和生产性能测定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产业布局发展,曹兵海提出充分利用南方丘陵地区,从甘蔗、香蕉、马铃薯、红薯就地取材,用甘蔗渣、淀粉渣喂牛,成本比秸秆还要低,又能废物利用,一举多得。“释放我国南方的生产潜力,就有希望再收获一个现有中国的肉牛产量。”他说。 杜立新提出要进一步对我国农业区域合理划分,宜农则农、宜牧则牧。他对新型经营主体寄予很大希望,“现在一些牧区在搞‘家庭牧场’试验,我认为这是一个趋势,在国家扶持下,农区搞300头羊的牧场,牧区可以相对多一些,1000头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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