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浙江畜牧业来说,2013年无疑是“多事之秋”。先是黄浦江死猪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接近年关,H7N9流感不期而至,家禽业面临全军覆灭。 而另一方面,转型升级的脚步在明显加快: 去年5月份开始,浙江省人大、省政府和省委接连召开了三个常委会,就畜牧业转型升级排兵布阵,作出重大决策部署。省农业厅和畜牧局先后召开了13次专题会议,进行贯彻落实。畜牧业转型升级被提到了浙江农业发展“重中之重”的位置。 “但这并不意味着浙江此前没有搞转型升级。黄浦江死猪事件和H7N9流感的出现,只能说明,我们的工作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需要全面、彻底的转型。”浙江省畜牧局局长张火法在电话里向记者说明。 从散养到规模养殖、生态养殖,再到新型畜牧体系建设,30余年来,浙江畜牧业在每一个发展的新阶段,几乎都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循环往复中引领着“潮头”。 在生态文明日益成为主流的当下,浙江有能力转危为机,冲出重围,建成“与美丽乡村建设相适应、田园风光特色明显”的生态畜牧业新格局,再一次站在聚光灯下吗? 半年调减生猪饲养量480万头 老百姓过日子离不开猪肉。但要养猪,一定会有排泄物污染,一定会有病死猪。这两大难题如果不解决,养殖业就会成为“过街老鼠”。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浙江畜牧业转型升级,将畜禽排泄物资源化利用和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作为两大“软肋”,进行攻坚。 如何实现畜禽排泄物资源化利用,上海松江给了浙江以启示。当年,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松江恨不得将养殖场赶尽杀绝,但时过境迁,如今却张开双臂,鼓励发展。这种180度大转变的奥秘在于,松江找到了一条种植业与养殖业配套的路子,在全区域范围内进行布局规划、功能界定和区别对待。 从区域角度看,浙江生猪产业布局很不平衡。如嘉兴,13万农民养着800万头生猪,无论排泄物还是死猪的处理,都十分棘手。浙江决定从布局规划入手,到2015年,全省落实种养配套耕地1000万亩,生猪饲养量减少400万头。其中嘉兴、衢州等养殖过载区域分别调减45%和15%;温州、台州猪肉自给率提高15%,宁波、丽水提高10%,其他地区保持稳定。 各县则被要求于2014年3月底前,重新划定禁养、限养区,向社会公布。非禁养区内,按照农田耕地每亩2头存栏猪、林地每亩0.2头猪标准,科学测算养殖总量。规划内的养殖场及配套生态消纳地必须有名有姓,具体落实到镇村地块。 许多农户一辈子以养猪为生,家里建房、孩子上学等费用,几乎都来自“猪圈银行”,但是,由于宣传到位,加上借助了“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的东风,农户纷纷“舍小家为大家”,浙江畜牧业转型升级得以势如破竹推进。浙江省畜牧局提供的数字表明,仅仅半年时间,过载区域低小散乱的养殖户调减了4.05万个,饲养量压缩了480万头。 布局调整和数量调减,为形成种养配套、农牧结合的循环农业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前十余年,浙江就开始探索循环农业,总结出了业主小循环、产业中循环、区域大循环等一整套模式。如今,在畜牧业转型升级的新形势下,这套模式得以进一步快速推广。 记者采访了解到,业主小循环指的是同一个老板,将种养业相结合,进行配套计划、循环发展,以达到全利用、零污染的目的;产业中循环指的是同一个产业园区内,不同老板之间所进行种养业无缝对接。而在三个循环模式中,最具创新意义、最具示范价值的,当数区域大循环。 浦江是在县域范围内整体推进排泄物资源化利用的典型。据了解,该县在摸清各养殖场的饲养规模和周边种植基地布局情况的基础上,由大型养殖场或种植基地出资,政府补助50%的办法,购置了11辆3吨装沼液配送车。并将每辆车每年的配送数量、哪个养殖场与哪个消纳基地对接,都进行了细化。规定每配送3吨,政府补助50元、养殖场出40元、种植基地出10元。 这种以社会化服务为特征的区域大循环,不仅有效解决了污染物的资源化利用难题,而且解决了生态循环农业点状、线性、局部发展的空间制约,让畜牧业真正成了体面的产业、有效益的产业。 无害化处理布下天罗地网 2013年3月,记者曾采访嘉兴南湖新丰镇养猪第一大村竹林村,该村1400多户,家家都养猪,由于养殖密度过高,生猪死亡率也特别高:1月份10078头,2月份8325头。 死猪的处理成了竹林村无法治愈的隐痛。挖坑掩埋?年复一年,没那么多土地可供处理。许多养殖户为了图方便,就到处乱抛,任其腐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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