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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养猪场检出149种耐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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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外溢 中国大约饲养了全球一半的猪。庞大的规模，放大了养殖业滥用抗生素和重金属带来的环境“后遗症”。 究竟从养殖业中转移出多少的耐药基因，无法统计。但从中国在抗生素生产和使用上都是第一大国可窥见隐藏的危害。肖永红在2007年调查推算，中国抗生素原料的年产量约21万吨，其中有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占年总产量的46.2%。此后，随着中国的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和牛奶产量逐年递增，养殖业的抗生素使用量也水涨船高。 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一方面有可能直接引发食品安全问题；另一方面，还会在动物粪便中残留高浓度的抗生素。抗生素进入猪的体内，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内脏器官吸收利用，约60%-90%以原药或者其代谢产物的形式，通过尿液和粪便排泄出来。 粪便施肥也是抗生素进入环境的主要途径。国内将猪粪作为有机肥料，广泛用于土壤施肥。残留其中的抗生素通过这个链条，进入土壤，逐渐污染周边的地表水、地下水和饮用水源。最终，通过这些渠道与人类的食物链交会，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危害。 耐药细菌也与残留抗生素一起，进入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这些地方随之成为耐药基因的天然储存库。在细菌中产生耐药性突变的基因，被称为耐药基因。动物肠道细菌中的耐药基因可以扩散到环境中的微生物中。耐药细菌死亡后，其携带的耐药基因的遗传物质仍可在环境中长期存在，并能通过直接接触或污染食物链等多种途径进入人体，增加人体的耐药性。 早在2006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土木与工程学院副教授艾米·普鲁登(Amy Pruden)等首次提出，将抗生素耐药基因作为一种环境污染物，并指出其可能对动植物和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生态风险。 中国的养猪场每年会产生6.18亿吨猪粪，由此引发的安全风险难以评估。前述中美研究团队选定的三个养猪场，通过饲料添加和用于治疗的抗生素，涵盖了除万古霉素之外的所有主流抗生素。其中，嘉兴和莆田的养猪场使用了13种抗生素。 研究显示，随猪粪尿排出体外的重金属比例达到95%以上。含有大量重金属的粪便作为有机肥，施入土壤，被农作物吸收，农作物收获后端上餐桌，至此，又有相当一部分重金属进入人体。而锌、铜等重金属和抗生素的复合污染，会加剧耐药基因在环境中的扩散。 这些被添入饲料的重金属来源也存在安全隐患。饲料行业中添加的微量元素，其原料一般来自工业生产中的副产物、废弃物。江西华丰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熊凌向《财经》记者透露，“从矿产中提炼出来的矿铜几乎没有用于饲料生产的，饲料中用的铜都是垃圾铜。”比如电路板工业的蚀刻废液，或铜镉渣。 目前，饲料中重金属的来源处于监管盲区，没有明确要求。而且，现有饲料级微量元素的国家标准很宽松，只有主要元素含量和重金属指标等几项，没有其他杂质的控制指标。熊凌说，“饲料标准跟工业标准几乎没什么差别。” 以饲料级硫酸锌的国标为例，对硫酸锌的含量要求与工业级标准相当，不同的是，工业级硫酸锌还有对不溶物、PH值、氯化物、铁和锰含量的要求，饲料级硫酸锌则没有这些要求。 劣质原料导致很难在生产中去除杂质，最终产品中杂质，比如镉的含量相当高，有的甚至达1%以上。镉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可能致癌物质。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降低成本。 利润博弈安全 由于迅速可见的好处，滥用抗生素，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詹姆斯·提亚杰(James M. Tiedje)表示，“耐药菌已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美国也存在耐药菌严重的情况。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有1.36万吨的抗生素用于畜禽生产，是其国内人口治疗用量的近4倍。 WHO已将耐药细菌作为21世纪威胁人类健康的最重大挑战之一，并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对控制抗生素抗性基因进行战略部署。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朱永官的团队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进行了上述三个养猪场的调查项目。他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保护主流抗生素的有效性非常迫切，因为目前开发新型抗生素极其困难。” 耐药细菌的大量出现，急剧消减了抗生素带来的好处，即使在执行严厉措施的欧洲，也得忍受抗生素的耐药性造成的巨大损失。根据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估计，欧盟每年发生耐药菌感染病例40万例，由耐药性而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卫生健康费用支出，及由此导致的生产力下降的成本高达15亿欧元。 为对抗日益严重的耐药性，瑞典早在1986年迈出第一步，宣布全面禁止抗生素用作饲料添加剂。在禁用的最初两年，出栏的800万头肉猪由于饲料利用率的下降，至少多消耗了7万吨饲料。 丹麦也陆续禁止了多种抗生素作为生长促进剂使用。停用之初，丹麦生猪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600%，治疗性抗生素使用量呈比例增加，同时由于饲料转化率降低所致，养猪生产成本提高了8%－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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