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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与水源，实属公众最为关切的环境问题。记者向民政部问猪，大概也是环境焦虑的一种。猪的死亡率和死猪的处理问题并未完全进入透明化和法制化轨道，猪生何病而死，这是公众的疑问，也是记者提问的初衷。
“两会”期间的多场记者会因其信息含金量颇受关注，但昨天的一次对答仿佛是个玩笑，但又不光是玩笑。某报记者就此次浙江省大规模死猪事件提问，“据说是因为付不起火葬费，所以才把它们江葬了”，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的回答则是，“我按照关于殡葬管理服务的收费问题来理解和回答”。
提问很严肃，回答很认真，两相交集上演的却是“乌龙”。说起猪的身后事，绝不应该江葬亦非火葬，死猪的法定处理方式有焚烧与深埋两种，无论死因如何，死法怎样，反正不会进殡仪馆火葬场;再说死猪处理的职能部门，涉及农业和卫生检疫机构，即使“八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一一数来也没民政部，“猪问”实在问不到它头上。记者问得糊涂，民政部居然也答得懵懂，老老实实地解释了殡葬收费的种种，不管是否适销对路。
记者会上答非所问并不稀奇，尤其是围绕一些敏感话题，答者打个太极虚晃一枪，观者心知肚明。只是，“死猪江葬因付不起火葬费”的这轮对答可谓登峰造极，几乎到了鸡同鸭讲的地步，引来网友一片调侃声。考虑到当前环境问题集中显现、引发大面积公众焦虑背景，“死猪江葬因付不起火葬费”可不只是笑话。
沪上饮用水，死猪水上漂，这等可怖场面如果发生在30年前，农村养殖业尚不成规模的中国还可理解，在死猪处理有法定程序与标准、各地对死猪多有补贴性收购的今天，这就是最不该发生的一幕。至今，上海黄浦江松江段已打捞死猪5916头，并确认浙江确有养殖户乱丢死猪。猪死事关疫情，入水再影响水源，让人头皮发麻的是，中国最发达地区都轻率如此，其他地方又该如何。
空气与水源，实属公众最为关切的环境问题。记者向民政部问猪，大概也是环境焦虑的一种。据媒体调查，有肇事嫌疑的浙江嘉兴养猪大村竹林村，7个无公害处理场已趋饱和，死猪让村民无利可图且影响活猪销路，是扔猪入江的两大原因。这暴露了两件事，即猪的死亡率和死猪的处理问题并未完全进入透明化和法制化轨道，猪生何病而死，这是公众的疑问，也是记者提问的初衷。
有人说民政部人士反应不及闹了笑话，倒不如说那是将错就错，干脆就前段饱受非议的殡葬收费来个逐一澄清，一吐为快。不管怎样，“火葬费”看来是个关键词，不管来自何方，肯定拨动了民政部门的某处心弦。民间“死不起”的说法已久，民政部也有委屈要讲。
事实上，浙江死猪之问并不是首次出现在“两会”记者会上。两天前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也曾面临类似提问，并提出解决之道：无害化处理奖补和强化动物防疫尽量做到少死。为什么媒体会紧追不舍，显然跟“没有疫情”“死因为冻死”等官方说法未能服众有关。
公众疑云未散，有司应对不详，这或许就是媒体一再发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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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李立国被记者们追问前天民政部发布会现场问题，请他回应“死猪江葬因付不起火葬费”一事。李立国停下脚步认真解释说：“时代周报记者的提问虽然说的是往江里扔死猪的现象，但死猪的处理不存在火化的安排，只能无害化处理，是掩埋方式。”部长的一番耐心解释令在场记者忍俊不禁。
李立国认为，记者提问提到了（黄浦江死猪事件）是因为交不起火化费；而火化是对人的遗体的处理方式，是民政部门管理服务的一项职能。“他提到‘火化费’问题，我就开宗明义地表示，你这个提问我理解是关于殡葬管理服务的收费问题，所以就对我国现在的殡葬服务管理情况，以及收费政策和收费监管工作做了说明。也请各个媒体记者增进理解。”
前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问近期浙江死猪投入黄浦江事件，是否“因付不起火葬费”。民政部部长、副部长均按照关于殡葬管理服务的收费问题来理解和回答记者提问。这一问答随即在网上引发热议，被认为是“答非所问”的乌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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