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仕彦则介绍,他所在的研究中心曾经做过两项测试抗除草剂草甘膦的转基因豆粕对猪饲喂安全性试验。其中一个试验为,用含抗草甘膦转基因豆粕的饲料喂养7到8公斤左右的断奶仔猪,一直持续到猪的体重增加到20公斤左右,观察记录这个时间段内猪的各项生理生化指标变化;另一个是对20公斤至50公斤的猪进行消化试验,检测是否对猪的消化功能有影响。 “从我们的试验结果来看,没有发现转基因大豆对猪产生不良影响。”谯仕彦说。 但是,谯仕彦同时承认,目前的试验还不完善,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试验研究。比如转基因豆粕长期饲喂母猪后对后代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难度大,花钱多”。 而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张军民则认为,只要是符合相关要求与研究流程的转基因作物以及饲料,其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 他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说,研究人员在决定将一段基因转移到另一物种时,会对这一基因的作用与安全进行严格而仔细的评估,并根据有关转基因法规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各种风险评估,这一过程往往长达七八年。“因此,只要是严格遵照程序,转基因产品作为饲料的安全性是可控的,而且是可信赖的。”他说。 不同的声音 然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则坚决反对上述几位专家的观点。他认为,转基因饲料有相当大的风险性,已经有大量实验证明转基因饲料会对动物产生不良影响,而且这种不良影响又极有可能会通过食物链最终传递到人类自身。 他首先从理论上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说,传统生物学认为,自然界中的基因交流都是纵向发生的,也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跨物种、跨界之间的基因交流,即“横向转基因”,在自然界中发生的概率非常小。 基于此,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研究者们普遍认为,通过“横向转基因”进入人类及其他哺乳动物的消化道的转基因成分是不存在的。这一理解在当初对于转基因食物的“安全性”评估起了根本性的作用。 而现在,科技发展出了更为精密的检测技术,发现有部分DNA并没有被消化系统摧毁。英国学者在食用转基因食物的志愿者的排泄物中已经发现了被转入的DNA片段。 正常的基因可分为内含子和外显子两部分。其中,外显子负责编译蛋白质,而内含子目前的深入作用还在研究中,但是能够确认的一点是,它不参与蛋白质的编译。 正常的植物基因含有内含子,因此其基因长度较长,动物食用该植物后,就不容易转移到动物肠道细菌中。即便偶然进入了肠道细菌中,细菌也没有功能除去它的内含子段,因而这个偶然进入的基因也不会被表达。 而转基因作物在插入基因的编码段却没有内含子,这使得转入的基因更容易在细菌中被表达。 “这就意味着,人为转到植物中的基因,会被转染到动物肠道细菌中,也可能被表达。如果这种基因是产生某种具有毒性的抗虫蛋白,那么,一旦被其转染的肠内细菌所表达,则该动物肠道细菌岂不成了制造毒性蛋白的‘车间’?” “动物都有毒了,你说能不影响吃动物的人吗?” 蒋高明表示,上述危害只是转基因饲料危害的一种表现形式,对其他方面以及更深层次的影响还在进一步研究之中。 他还向记者透露,中国科学院某课题组也曾做过转基因饲料安全性的实验,初步的实验结果也与上述专家的看法大不相同。据介绍,该课题组选取出42只基本等重的实验鸡,分3组(喂食疑似转基因玉米、普通玉米、有机玉米)自由散养于同等环境条件的露天养鸡场内。每组14只,其中母鸡13只、公鸡1只。 实验历时263天后发现,喂食疑似转基因玉米的鸡群共产蛋121个,喂食常规玉米的鸡 产蛋349个,喂食有机玉米的鸡产蛋449个。喂食疑似转基因玉米每只鸡的产蛋量,分别为喂养常规玉米和有机玉米的34%和27%,产蛋数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仅为常规玉米或有机玉米的三分之一左右。“实验结果说明,转基因饲料对动物的生殖系统会产生不良影响。” 该课题组成员则向记者解释,之所以选择“疑似转基因玉米”,是因为他们无法通过公开渠道从转基因作物公司获得需要的产品。“一听说我们是做转基因安全性的实验,许多公司都拒绝卖给我们样品,我们只好在出现动物异常的地区自行购买。这导致的结果是,如果实验结果最终证明该转基因作物不适合作为饲料,这些公司肯定不会承认这些产品是他们生产的。”该课题组成员称。 粮食问题是根本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与面对目前对于转基因饲料安全性的争议呢? 一些专家认为,在饲料中使用转基因作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无奈之举。因为我国面临着民众对如肉类、蛋类等高蛋白食品需求不断增加,与紧张的粮食供应状况之间的矛盾。 谯仕彦介绍,以前农户养猪,基本上是每家每户散养,一家一年才能有一头猪出栏,其喂猪的饲料除了粮食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植物以及餐厨剩余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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