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
转变发展方式保障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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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范猪贩在送猪途中注水，政府部门常常选择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向各屠宰场派遣驻场员，对屠宰环节加强了监管，从而提高了屠宰场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屠宰场作为肉品安全的重要关口，在计划经济时期，生猪统购统销，屠宰场由政府直接管理。而现在，屠宰企业中实行代宰的占了75%。猪和肉都是猪贩子的，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对肉品质量安全缺乏关切，投机取巧、恶性竞争给了唯利是图的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导致肉类食品不安全事件屡有发生。因此，当前不仅要控制好屠宰场这个源头，而且应该向饲养环节延伸，从“农田”开始进行有效管控。 养殖分散增加监管难度 2010年全国肉类总产量7925万吨，是1996年的1.73倍，1978年的9.2倍。其中，猪肉产量为5070万吨，居世界第一。由于动物疫病、抗生素、农药、重金属超标等原因，猪肉的出口量不到总产量的1%，而且进口大于出口。“改革开放虽已30多年，但我国肉类产品生产方式仍相对落后。”冯平表示，以猪肉为例，养殖企业规模小、数量多、效益低、变化快仍是主要特点。 据介绍，目前日屠宰量1000头以上的屠宰场往往需要200家以上的供应商。全国2万家定点屠宰场绝大多数处于小规模、手工或半机械化的落后状态，普遍存在标准化程度低、生产不规范等问题。其中规模以上（一天宰16头以上）屠宰企业2237家，仅占总数的11%；而这之中，小型屠宰企业2029家，又占了90.7%。 这直接导致屠宰企业利润薄、质量不稳、开工不足、后劲不大，且养殖和屠宰企业产销关系松散、利益分配矛盾突出，质量控制和政府监管的难度也相应增加了不少。 据对我国中部地区生猪养殖状况的调查，由于品种、饲养管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仔猪从出生到长成商品猪，死淘率超过35%，是国外的三倍到四倍。为控制疫病往往依赖抗生素的超量使用，造成动物体内的药物积蓄和抗药性，以至影响到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我国已成为抗生素的生产和使用大国，在生产发展、财富积累的同时，人民身体素质却在下降。 据冯平介绍，中国南方一家民营企业，创新性地采用了高度一体化的大规模自养、自宰肉鸡的经营模式。在稳定生产、疫病防控、食品安全、规模化经营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该企业1983年从贷款2万元养鸡起家，2010年肉鸡饲养1亿羽，屠宰9600万羽。该公司的发展代表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确保食品安全做出的具有前瞻性的战略选择。 “影响我国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中，首先是产业素质总体偏低，增长方式落后，企业管理能力低。”冯平呼吁，“应该从食品安全的角度重新审视转变发展方式的努力。” 冯平最后强调，食品安全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综合性社会问题，需要系统性的解决办法。要在法制的环境下，把消费者的认知、生产者对质量的控制、媒体的舆论监督和政府部门的有效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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