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设奶亭 类似徐为中所在的奶屋,在石家庄有近300个,其经营者均为从河北三元分流出来的原三鹿员工。 三鹿破产清算时,曾对接手者有一个硬性条件,那就是必须全员接收原三鹿的员工。作为最终的接盘者,2009年3月,三元在成功收购三鹿的核心资产后,自然承担了2900多名员工的安置重任。不过由于双方的产品结构不同,整合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由于开工不足,接手三个月后,即开始裁员。符合一定年龄条件(男性年满55岁,女性年满45岁)的,可以直接办理内退,每月由公司发600元补助;不符合内退条件,又没有工作可干的,就暂时在家待岗,每月有400元补助。 据一位三鹿老员工回忆,“当时的说法是,有工作了就通知大家回来上班,但很多人再也没接到回去上班的通知。”历经4批裁员,目前共保留了1000多人。 在对机关和科室人员进行精简时,河北三元推出了“三元便民奶屋”计划。由河北三元投资1000多万,在社区、街头、公园等兴建300个便民奶屋,主要销售三元的各类奶制品。 2009年7月份开始大规模投放奶亭,并鼓励员工报名,待岗、想换岗位的都可以报名。第一批没有被选中的,可以排队,等前面的驻点员工退出或经营出现问题时接替。 徐为中接手后,很是下了番功夫,希望能把它经营好。不过,后来让他感到无助的是公司对奶亭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小。刚开始时,企业给的政策好,支持的力度也大。现在,企业和驻奶亭员工的沟通越来越少,反映的问题也不能及时得到反馈,就连城管也开始干涉他们的经营。 腾出的厂房则在以另一种方式被利用。位于石家庄市和平西路的原三鹿集团总部所在地,主体办公楼两侧的房屋分别被租给了一家商务酒店和一家娱乐会所。位于西二环附近的原三鹿六厂的部分厂区,则被租给了一家驾校。 与员工们的动荡相比,身陷囹圄的原三鹿董事长田文华,倒是清静了不少。据曾多次看望她的原三鹿集团员工透露,刚进去时,很憔悴,也瘦了不少,现在精神状态好多了。住的环境也不断改善,从最早的16人间、4人间,到现在给安排了一间独立监舍。在劳动时,监狱对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太太也颇为照顾。 尽管田曾多次安抚前去看望她的员工,“要相信政府,按国家政策办。”但当她听说春节期间,曾有三鹿员工到菜市场捡菜叶时,这位曾经的女强人隔着玻璃哇哇大哭。 亟待完善的产业链 石家庄鹿泉市铜冶镇南铜冶村的一养殖小区内,奶农李建胜正在整理储备的牛饲料。他所在的养殖小区共有2000多头奶牛,分属50多户养牛户。李建胜养了25头牛,属于小区里比较普遍的“散户”。 为了进养殖小区,他投入了5万多元钱租地、盖牛圈、盖房子。按目前一年1万多元的收入,李建胜觉得有点不划算,原本是和妻子两个人照料,现在干脆让妻子去外面打工,剩下自己一个人来看管。 三聚氰胺事件后,奶农的饲养方式也在被迫改变,一家一户的饲养方式被禁止,所有的养殖户都必须进养殖小区。 作为奶业大市,石家庄的奶牛养殖数量仅次于唐山,在河北省排第二位。2008年底奶牛存栏量22.75万头,散养奶牛近10万头。散养的结果是造成了奶源收购的混乱,也为终端奶制品的安全埋下了隐患。三聚氰胺事件中,原金河奶源基地负责人耿金平即是被判处死刑的涉案人员之一。 从2008年底开始,石家庄市即开始对奶站、养殖小区的专项整治行动。根据当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生鲜乳生产收购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了生鲜乳收购主体,即生鲜乳收购站必须由取得工商登记的乳制品生产企业、奶牛养殖场(小区)、奶农专业生产合作社开办。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一律不得收购生鲜乳。 其次是按照“养殖入区、挤奶进厅”的目标,加快奶牛养殖标准化、规模化进程,并出台相应的资金扶持政策。截至目前,已建立奶牛小区403个,并分别与乳制品企业建立了购销合同。 李建胜所在的养牛小区负责向当地乳制品企业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供奶。每到挤奶的时候,他就会把正在产奶的十几头奶牛赶到挤奶厅去,通过自动挤奶器完成挤奶工作。在登记完奶量、取样后,剩下的工作由奶站去完成,他只需要等着和奶站结算即可。 虽然有了稳定的收购商,但价格并没有保证。李建胜认为,由于他所在的养牛小区只有君乐宝一家有收购资格,少了竞争,当然是厂家说了算,“奶源供应多的时候,难保不压级、压价。” 石家庄市奶业协会秘书长刘亚男认为,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后,石家庄加大了对奶场的整顿力度,目前从饲养这个环节,是可以被监管的。目前全国规模养殖率在30%左右,石家庄是100%。 在刘亚男看来,奶源的安全问题虽然得到控制,但在没有利益链接机制的情况下,依然会存在隐患,永远是少了抢,多了扔。行情不好的时候,企业算计奶农;行情好的时候,奶农算计企业。“企业需要和奶农之间建立长效的利益链接机制,让奶农愿意为企业贡献高质量的奶源;企业也应该为此支付相对较高的回报。”刘亚男举例说,像一些发达国家的奶企除了平时按市场价格支付奶农收购费用外,还会根据一年的盈利情况,按照奶农交奶数量的多少,进行年终分红,平衡奶农全年的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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