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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氰胺三年志：被遗忘的宝宝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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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疝气手术的一般费用，张家自己再筹集一部分钱就能动手术。但6月2日龚畅再次接到张仁和的求助电话，提出了需要3000元的费用，并附医嘱。很快，患儿群内再次开始募集。两天后，成功募集到手术费用。 尽管患儿家庭多数并不富裕，但龚畅称他们的这个志愿者小组一直都很低调，不敢过于张扬，甚至拒绝接受媒体采访。此前的维权失败，让这些患儿家庭颇为谨慎，生怕自己圈内的自我救助，再次被推向了相反的方向。 不确定的未来 两年前，龚畅提起诉讼的赔偿数额是1.6万多元的经济赔偿和1元的精神损失费。龚畅说自己当初拒绝签字领取2000元赔偿金的原因在于，没有人告诉他们三聚氰胺对孩子身体的伤害究竟有多大，究竟会持续多久。 龚畅学的是中医，除让孩子多喝水外，还抓了中药并辅以按摩进行治疗，由于结石不大，一个月后孩子便排出了结石，但事情没有就此结束。由于孩子已经是酸性体质，需要定期抽血检验，抵抗力弱，一发高烧家长就会很紧张。 龚畅说，自从事情发生之后，她已经不敢再让孩子喝奶粉。偶尔给喝一些酸奶让孩子解馋。平常的蛋白质补充主要依靠肉类、蔬菜和粗粮。没有蛋白质，孩子会营养不良，但为防止结石，医生又建议控制蛋白质摄入。 “家长们的压力都很大。”龚畅说，刚开始的时候自己半夜起来看着孩子就会流泪。在2009年孩子的一次高烧时，孩子的父亲甚至离家。“因为他害怕看不到希望。”有些家长不停地带孩子去照B超以确认结石情况，但照B超对孩子本身是有损害的。 很多患儿的病症要持续很长时间。宁夏一位患儿每年需要来北京儿童医院做一次检查，每次费用在一万多元，至少得持续到孩子18岁。“有一个家长带孩子来北京检查之后，就抱回去了，准备放弃治疗了。”龚畅说。 很多家庭因此而变得穷困。龚畅说自己在这些受害者家庭中家境还算可以。但目前一家人也靠她一个人的收入。因为孩子还小，重症患儿家庭中都是会有一个家长放弃工作在家照顾孩子。她曾为此将自家房子出租，而一家人租住便宜的平房。 在志愿者们组织的抽样调查中，上海的唐女士领取了2000元的赔偿金，但后来宝宝看病花了四五万的检查费、手术费，全部都是自己掏，也不能报销。有河南的家长反映，医院不肯开证明。而根据相关规定，只有医院的证明，才能从保险公司拿到报销。 有家长表示，自三鹿毒奶粉事件舆论平息后，就没有人联系他们，进行后续跟进工作。他们怀疑，这件事已经被大众遗忘了。在搜索网站上，很多相关的关键词都已经成为敏感词。“这些都是历史了。”龚畅希望这段历史翻篇了。她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和患儿家长们一起自我救助。“最大限度地改善和恢复宝宝的健康。不让积石发展就是好事。”龚畅说，她的担心是未来如何面对日益成长的孩子。 三鹿倒下就像一场梦 6月22日下午，天气闷热，位于石家庄西郊的一个橘黄色亭子里，徐为中正在盘点店里剩下的鲜奶数量。天气预报说晚上有大雨，他希望附近的牛奶订户能赶紧把剩下的鲜奶取走。 这位曾在破产前的三鹿集团工作了近10年的技术人员，如今的角色是“三元便民奶屋”的驻亭售货员。这也是北京三元接手三鹿核心资产后，为安置闲置员工而特意设立的岗位。能到奶亭上班也算是不错的机会，更多的待岗工人只能等在家里，每月领取400元的生活补助。对于那些被动卷入那场风暴的普通员工而言，他们的命运注定将随企业一起沉浮。 而作为当年风暴的发源地，三年之后的石家庄，已没有了三鹿的痕迹。就连依然矗立在高速路边的广告牌，也被刻意抠去了“三鹿”二字。不过随着这个曾经的奶业巨头的崩塌，其造成的余波并未完全消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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