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业篇
生猪市场的十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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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06猪灾后的2007年下半年，规模和力度都是空前的。从这次的扶持补贴的效果来看，虽然对养猪业的发展短期内起到了数量型促进的作用，但从长远看，对猪市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最为明显的，其一是养猪队伍的重组产生了优汰劣胜，一大批不懂养猪但有人脉关系或公关能力的人为攫取补贴而挤进养猪行业，而原来有一定经验和技术的猪农因失去公平竞争环境，或被挤出行业，或改弦易张，把精力转移到提高“公关”能力方面而无心管理，至使疫病流行更加频繁复杂，养猪成本大为提高。其二是土地和资源浪费严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规模猪场”比比皆是。第三是增加了腐败，“以权谋补”、官猪勾结时有所见。 税费政策基本上随扶持政策共进退，其中针对养殖行业的税收，在2004年的农村税收改革中基本已经取消屠宰税和地方附加，所以04后主要是地方针对养殖业的各项费用。基本原则是供应不足、猪价高时收取费用项目就进行“清理”，费率也降低。而当市场供应充足，猪农亏损时就增加收费项目和费率。因此养猪农民感慨：政府政策是扶强不扶弱，只会锦上添花，不会雪中送炭。 价格管制和调控，其实政府操控时手中掌握的码有限。因为猪市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价格主要随供求关系而变化。为CPI的需要而强行管制，只会打破市场固有规律，进一步恶化供求关系，造成价格波动更为剧烈。如07年商务部和财政部对猪市的联手打压，就“压”出了08年上半年的猪价颠峰。收储政策也许是政府手中最为有效的杀手锏，但局限性在于保质期的短暂和收储能力的不足。所以对于短期突发事件影响而引起的猪价波动可能起到缓冲作用，要真正发挥保持生猪市场平稳运行的作用，却是力不从心的。 三、市场价格的变化 新十年猪市价格主要经历了两次大的波动，也就是通常说的两个峰谷周期。 新千年伊始，猪市正处于97猪价高峰后的调整阶段，行业的发展和市场价格都较为平稳。2003年连续两大意外事件，配合当年的通涨形势改变了这种平衡，从而进入一轮猪价高峰。 所谓两大意外事件，一是2002年冬季开始的“非典”（即SARS）事件，二是03年冬季后引起恐慌的“禽流感”（即H5N1）事件。这两大事件虽然对国民生产经济活动都造成了重大影响，但对养猪业的影响却截然相反。“非典”期间，由于人们对流行疾病的恐慌，减少了各种活动，对生猪及其产品的销售影响是负面的。而“禽流感”造成了养鸡业的重大灾难，人们对禽肉的消费意愿也大大降低，因此推动了猪肉消费量的增加，生猪价格进入了十年中第一次高峰期。这次高峰从2003年下半年猪价回升，2004年下半年到达峰谷，到2005年十月份猪价急速回落，整整历时两年之久。其最高猪粮比价一度达到 8：1。 第二次高峰即07—08猪价牛市。在06猪灾中，养猪业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人们谈养猪而色变，饲养量急剧萎缩。因而造成07年的“猪肉危急”，导致政府不得不一方面出手干预，同时也引起对养猪业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轮高峰从07年初猪价开始回升，秋后进入峰颠期，峰颠期一直延续到08年秋季。就峰颠期来看，是历次猪价高峰期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就价格高度来看，猪粮比价一度达到10：1以上，部分地区最高甚至曾超过12：1，创出不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新高。 按一般生猪市场规律，09年会进入调整阶段，但还不至于亏损。两大意外事件改变了猪市的正常进程，一是三月份的广东瘦肉精事件，接着是四月下旬发生在北美的猪流感事件，对人们消费信心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市场价格急转直下，部分地区最低猪粮比价降到接近四比一。这次短期低价运行，对后市影响不可低估：本应正常调整的市场，在两大意外事件的催化作用下，把猪价推到谷底，让部分猪农产生了抄底时机已经来临的错觉。在政府扶持鼓励政策的配合下，加之下半年猪价恢复到合理水平，母猪补栏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至当年年底，全国母猪存栏数达到4991万头，比猪灾的06年还多出近300万头！ 高悬在猪农头上的“堰塞湖”，随时都有溃坝的风险。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年的反常气候，配合着其它因素，使今年生猪疫病格外复杂。高热、五号等疫病在全国反复流行，配合着在“通涨”形势下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化解了“堰塞湖”的部分风险，使下半年猪价得以在合理水平运行。 十年来虽然生猪绝对价格变化很大，但参照农产品价格总水平来衡量，基本上维持在较为合理的水平，最低点在06年二季度，猪粮比价低于4：1的水平，最高点在08年的秋初，猪粮比价一度超过10：1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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