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牛重要传染病流行现状和防控建议

3、常发传染病的流行现状

牛的常发病中，牛呼吸疾病综合征和腹泻病发生率占比最高，具有多病原混合感染、难诊断、难治疗、难预防等特征。

国内外报道的牛呼吸疾病综合征相关的病原体已超过10种。国际上关于BRD的经典病原谱与我国类似，包括牛呼吸道合胞体病毒、牛冠状病毒、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牛副流感病毒3型、牛病毒性腹泻病毒、溶血性曼氏杆菌、多杀性巴氏杆菌、睡眠嗜组织菌和牛支原体等，但不同时空和畜群间，病原体种类及其混合感染的病原体组合不同。值得注意的是，病原体种类在不断增加，各病原体的优势序位也在不断改变，其中牛支原体的排序明显前移。

犊牛腹泻是影响犊牛存活率的最主要病种，大肠杆菌、轮状病毒、牛病毒性腹泻病毒、牛冠状病毒等都是主要病原体，同时混合感染率达85.53%，其中星状病毒与轮状病毒共感染占70.77%。混合感染增加腹泻发病风险，如犊牛单纯感染轮状病毒和星状病毒发生腹泻的风险较不感染高1.96倍和2.15倍；但星状病毒与轮状病毒混合感染发生腹泻的风险较星状病毒和其他病毒感染高8.14倍；而星状病毒、轮状病毒和Kobu病毒混合感染导致腹泻的风险较星状病毒与其他病毒混合感染高14.82倍。多病原混合感染导致临床上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难度增大，进一步促发了牛病流行，并加大了危害程度。

4、部分曾控制的传染病的再流行

我国已经消灭了牛肺疫和牛瘟。牛瘟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消灭，但牛肺疫在非洲国家尚有流行，有再度传入我国的风险。牛布病曾在20世纪80～90年代被基本控制，1992年人和畜间布病也降到较低水平，但自1996年以来，牛布病在我国的发病率呈持续上升趋势，至2020年后一直维持在高位。牛白血病是由牛白血病病毒所引起的是一种以淋巴细胞异常增生为特征的致死性恶性肿瘤性传染病。在1985年之前我国牛白血病流行率高，为38.5%，1986～1990年为4.3%，2001～2010年流行率降至0%。但2016年之后又升至9.3%，甚至可高达49.11%，基因型主要是4、6和11型，大有卷土重来的趋势。因此，应尽早采取“检疫-淘汰”措施净化牛白血病隐性感染，防止该病再度危害我国养牛业。

二、我国牛传染病防控面临的挑战

牛传染病的防控是一个系统工程，来自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外部因素和牛业自身特点、牛传染病防控技术进展等方面的内部因素均会影响牛传染病防控，形成各种挑战。

1、外部挑战

当前我国养殖业及整个经济社会已迈入绿色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阶段，政府层面对动物疫病防控的顶层设计、重大和重要传染病的防控规划、监测计划、防控产品的行政审批、贸易和消费行为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牛传染病的有效防控。

政策和管理方面的挑战。非洲猪瘟自2018年8月传入我国至今，给我国养猪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政府、企业、各技术研究与推广单位等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抗击非洲猪瘟，势必在政策支持上和资源分配上一定程度地影响牛重要传染病的防控。此外，对牛口蹄疫、布病和结核病、结节性皮肤病等重大和重要病的重视及倾斜，也影响到对其他牛传染病的防控投入和重视。

基层兽医机构力量减弱。自2018年以来，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在持续推进新一轮改革，撤并了畜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已经形成的兽医垂直管理脉络发生改变，基层兽医防疫体系不完善，甚至在兽医卫生监督等方面出现“网断”“人散”局面，基层兽医防疫队伍规模和能力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同时，养牛业面临的生物安全压力越来越大。2021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将“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列于八大生物安全活动之首，标志着国家对动物疫病防控的要求越来越高，牛传染病流行是动物疫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牛结核病、布病一直是重要的人畜共患病，只有“坚持人病兽防、关口前移，从源头前端阻断人兽共患病的传播路径”，才能有效控制这些疾病。然而，养牛场生物安全水平相对较低，一般处于开放状态，生产区与外周环境直接相通；陆地野生动物和犬等流浪动物以及飞禽可直接进入牛场，与牛只接触或污染水源和饲料；相当比例人员的生物安全意识较差，场区消毒设施水平较低，进入场区的人、车、物的消毒和隔离措施执行较差，导致传染性病原传播风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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