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引进外国白皮猪改良血统？

作为全球最早应用基因组选育育种体系的公司，丹育的种猪凭借母猪繁殖力高、仔猪存活率高、日增重与饲料转化率表现优秀、高瘦肉率但低屠宰损失量而广受多国欢迎。

除此之外，丹麦国内的所有类型猪场都可以使用公猪站的优秀公猪精液，实现核心群紧密的遗传关联，保障了育种猪群的遗传研究进展快速地传递到商品猪群中。

另也有英国1962年成立的PIC种猪改良公司，历经60年的发展后也在40多个国家中有自身的业务，并拥有性能测定数量最多、系谱信息最全的数据库，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育种公司。

与之相比，我国近几年才开始重视大规模主导品种联合育种并逐渐取得成效。但在育种体系完善度、新技术应用、育种资金投入等方面，我国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国内的种猪改良育种还是落后了一步。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猪遗传育种研究室主任的采访中，其表示国外的遗传进展更为稳定，在种猪幼崽达到100公斤的日龄用时中，几乎国外的育种企业每年都会缩短一天，出栏速度也更快。

而在产仔数方面，近20年外国育种企业每年也提高了0.2-0.3头，经过20年的选育，国外种猪产仔数就提高了4-6头，繁殖能力更强，育种成绩卓越。

相比之下，我国育种虽有进展，但过程与结果并不稳定与均衡。

打好翻身仗，仍要时间

进一步来看，我国在猪种业面临的难题还真不少。

除了专业化的种猪公司仍处于发展阶段等育种体系还不够完善等问题外，相比于国际上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应用BLUP法（即一种动物育种值估计应用中相当广泛的先进统计方法）等操作，我国在各类新技术的应用上也相对滞后。

另外，与国外种猪测定性状达10多个以上、测定数量为核心群数量的7-10倍相比，我国每年测定的性状更少，测定的数量仅为核心群的2倍，存在测定基础薄弱的特定。

这并不利于相关数据库的累积与种猪进一步的相关研究发展。

然而，仅仅依靠海外种猪定然是不行的。先不说引进的并非第一梯队的优质种猪，缺乏选育管理后的猪资源退化等“卡脖子”问题，单单是种猪的引进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2020年末，新疆一家生猪养殖企业从英国引进的曾祖代种猪中，一头平均花费的费用就近3万元，此外还有将近每头猪1万元左右的运输成本。即进口1000头则是近3000-4000万元的支出。

那么面对国内外的差距以及种猪进口等问题，如何进行解决，国家层面也给出了对策。

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了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打一场种业翻身仗。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则是对打好这场翻身仗做出了顶层设计。

作为21世纪以来第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表示，“深入实施农作物和畜禽良种联合攻关。实施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和现代种业提升工程”。

2021年，新一轮的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就此开始实施，将主攻支持区域性联合育种的发展、推动育种体系的全面升级等方面，通过解决“好不好”、“强不强”的问题，来强化我国的育种基础与育种体系。

这自然有利于摸清我国猪资源“家底”后进一步开发地方种猪资源，培育我国特色的猪种。

而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联合育种及遗传改良等可解决海外种猪资源“卡脖子”等问题的方向将会成为国内种猪发展的重点之一。

不过，在育种方面，就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牧医所猪遗传育种科技创新团队执行首席之前的表示，新品种的培育一般要经过遗传资源的融合后，再经过世代选育，最终才达到新品种审定的要求。

可见，本就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国内种猪育种要想后来居上，并非易事。未来，有没有可能大众吃到的基本都是纯国内猪肉品种，甚至向外国反向输出优质猪种资源，这大概率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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