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质量农业，要提高农业园区、农业企业和农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品质品牌效益，以农业产业化龙头和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企业和农业科技“小巨人”为重点，带动和培育创新性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创新组织。加快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推广应用，将农产品追溯与项目申报、品牌评定等挂钩，将绿色、品牌农产品优先纳入追溯管理。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档案和“黑名单”制度，将新型经营主体全部纳入监管名录。
三是农业高质量发展，要紧紧围绕科技创新推广应用推进，激活多元化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主动参与和推进农业物联网、农产品质量安全共享，让农产品也有品牌、有标准、有过程监测。加强农业科技联盟紧密度，融合产学研，重点研发攻关节本增效、优质安全、绿色生态等技术。强化玉米秸秆综合利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重大问题联合攻关，强化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和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放活科技人员和科技成果，健全种业等领域科研人员以知识产权明晰为基础、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
四是品牌农业建设，要明确品牌战略，对于优势特色农业种植、养殖和深加工，形成区域性的立体品牌战略，在培育产业规模和效益的同时，推进品牌的建设和推广。将品牌打造与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绿色、有机等产品认证紧密结合，打造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知名企业品牌、大宗农产品品牌和特色农产品品牌，保护地理标志农产品。强化品牌质量管控，建立农业品牌目录制度，实行动态管理。 三、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草原站的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郭艳玲：让牧草拥有“中国芯” “草原植被破坏容易恢复难，形成稳定的群落更需要漫长的、不懈地努力才能实现。”3月6日，在今次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郭艳玲表示。
这位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草原站的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说，最有效的办法还得从“草种”上找答案。
“一方水土养一方草”。过往数年，她观察发现，草原植被随着地域的不同，呈现出千姿百态，构成多彩的草原景观，但由于全球气候变化、过度的生产活动，草原植被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部分地区草原生态出现退化现象。
在此背景下，重视草种质资源的繁育，提升草原生态修复水平，已在中国多地提上议事日程，但现实中面临的问题依然不少。
“草种种类繁多且遗传背景复杂，育种创新难度大、周期长、出成果慢，无论从科研立项、经费投入还是对科研人员的吸引力，都属于冷门领域。”这是当前遇到的现实难题之一。
数据统计显示，中国目前拥有野生植物资源近1万种，其中不少为中国独有种。
1987年至2020年，国家审定草品种604个，其中育成品种226个，野生栽培品种134个，地方品种62个，引进品种182个。在我国已登记审定的品种中，地方和野生栽培种占比超过30%，这些都是对现有种质资源进行简单评价筛选得到的，育成品种仅占审定草品种总数的37.1%。
更为重要的难题是，“我国草品种的科研资金全部依靠政府投入，一般只能持续3至5年，缺乏长期性、稳定性。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育种研发机构在大学，政府每年会有固定的资金投入，以维持其日常运转。”
“草种生产规模小、专业化和机械化程度低、单产低、质量差。”郭艳玲以内蒙古举例说，内蒙古草种子平均单产约为10到20千克/亩，仅为国外种子单产水平的1/2。
在内蒙古大于2000亩的草种基地寥寥无几，由于产业发展较慢，导致草种生产机械化程度较低，特别是受草种具芒、带刺等野生性状突出的影响，草种播前处理机械几乎没有，大大影响着草种子资源的质量和产量。
针对这一现状，郭艳玲认为，国家应在建立乡土草种质资源繁育基地的基础上，加强不同地域适宜草原生态修复需求的乡土草种繁育。
根据区域自然特性，选择适宜品种开展野生乡土草种引种驯化，科学划定草种生产适宜区域、区域布局、形成草种生产优势区，逐步形成草种质资源繁育基地，并保持10年左右的稳定性，从而保证生态修复乡土草种质资源的稳定供给，提升草原生态修复水平，实现草原生态的可持续恢复。
郭艳玲同时建议，国家应科学制定草种基地建设标准和补贴政策，建立国家购买生态草种育种权的机制与基金，建立生态草种保障性贮备机制，鼓励科研人员有序开展乡土草种质资源野生驯化与繁育，提高草种生产的机械化程度等多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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