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遇龙：中国“猪肉自由”背后的育种升级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猪肉生产经历了从养肥猪为主的小农生产阶段到引进瘦肉型猪种与地方品种杂交提高瘦肉率的阶段，再到商业化瘦肉型猪品种持续选育与集约化生产阶段，产能大幅增加，生猪年出栏量从1950年的6000万头增长至目前的近7亿头，占到居民肉类消费的60%◇培育高效种猪新品种的核心，是种猪饲料转化效率高，产肉多，繁殖率高。据测算，如果我国肉猪饲料转化率由2.8:1降低到2.6:1，养猪业将节约1300万吨以上的饲料量，大约相当于我国年粮食进口量的10%。

一、立足国内确保“猪肉自由”

《瞭望》：我国百姓的“猪肉自由”是怎样实现的？

印遇龙：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养肥猪为主的小农生产阶段。解放初期，以农户散养为主的养殖模式，所养猪种基本是没有经过选育的地方猪，瘦肉率低、肥肉多、生长慢。

第二阶段是引进瘦肉型猪种与地方品种杂交提高瘦肉率的阶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猪肉需求量加大，光靠养殖地方猪种不能满足猪肉供应。1979年前后，猪的经济杂交工作得到重视，生猪“四化”(即母猪地方良种化、公猪外来良种化、肥猪杂种一代化、配种人工授精化)和杂交繁育体系建立工作在部分地区铺开，培育了三江白猪、湖北白猪等新品种。与纯地方猪相比，显著提高了瘦肉率。

第三阶段是商业化瘦肉型猪品种持续选育与集约化生产阶段。随着人口增加和动物产品刚性需求的不断增长，我国面临的饲料资源压力越来越大，猪肉生产模式转向国际通用的商业化瘦肉型猪品种杂交生产，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瘦肉型猪具有高效、节粮的特点，产肉效率高，目前占到了全国生猪养殖的90%以上。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我国猪肉产能大幅增加，生猪年出栏量从1950年的6000万头增长至目前的近7亿头，占到居民肉类消费的60%，为提升居民生活水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瞭望》：如何评价我国目前猪种产业发展情况?

印遇龙：我国有全世界最丰富的猪种质资源，不仅有世界上主流商业化猪品种以及来自多个国家的种猪资源，更有大量独有的地方品种资源，种猪供给立足国内是有保障的。

一是建成了相对完善的育种体系。2009年启动实施第一轮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以来，遴选了89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和4家服务于核心场间遗传交流的种公猪站，覆盖全国24个省份;组建了15万头的核心群，累计收集品种登记数据近900万条、有效性能测定数据700万条。建立了以场内测定为主的生产性能测定体系，组建了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定期发布种猪遗传评估报告，指导企业科学选育。

二是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以地方遗传资源和引进品种为素材，培育了15个新品种、新品系及配套系。建立了基因组选择平台，建成了国家级保护猪品种DNA特征库。区域性联合育种实体企业相继成立，在开展实质性联合育种工作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这些措施为我国生猪种业的自主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杜洛克猪、大白猪和长白猪重要经济性状遗传进展获得提升，基本形成了持续改良、稳步提升的良性循环。近十年来，全国年均进口种猪不到1万头，占核心育种群比例不到10%，少量进口主要用于补充资源、血统更新以提高性能。

二、国际生猪育种竞争的中国策略

《瞭望》：你认为我国生猪种业发展的短板有哪些?

印遇龙：在育种新技术应用和育种效率提升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以提高种猪生产性能的国际竞争力。2009～2020年进行的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基本建立起了良种繁育体系，但育种基础工作仍然存在薄弱环节，基因组选择、表型组智能测定等关键技术应用滞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疫病净化不到位等问题依然突出。

目前制约我国生猪品种改良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点：

一是育种主体不强，企业育种积极性不高。企业是育种的主体，一方面，我国一些育种企业长期以来有“重引种、轻选育”的思想，实际上成了国外种猪的扩繁企业;另一方面，我国种猪养殖企业多，小而散。高水平的商业育种企业少，研发和育种水平与国际一流水平差距大，育种新技术应用滞后。

二是我国地方猪品种资源特性缺乏系统研究。在我国生猪产业中，利用地方品种资源生产的商品肉猪所占比例不到10%，地方品种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近年开始重视地方猪资源的开发利用，但基础研究薄弱，种质特性缺乏系统研究，缺少持续性的育种工作，地方品种保护、选育与开发利用没有形成良性循环，缺乏影响面广的全国优质猪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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