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当时一本绿塑料皮的《兽医手册》已经让我翻得书纸破烂了。 经常是在失败中去总结经验,去摸索。我给我自己下的结论是,在牧区的时候给牲畜治病,治死的比治活的多,有知青调侃说,你哪是兽医师,分明是解剖师。那时候没有老师,没有系统的学习和培训,觉得非常痛苦,但是没有办法。 后来又找到了当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也就是院士盛彤笙老先生(他是留德的)翻译的中国第一部现代临床兽医巨著,匈牙利著名的兽医专家胡体拉的《家畜内科学》和《家畜外科学》。很大,很厚,很贵,我从北京买回来,在蒙古包里,在配种站,走到哪儿背到哪儿,看到哪儿。 有一年夏天,在马配种站,我和一个同学在蒙古包里正在给马做配种的准备。突然刮起大风,蒙古包摇晃得钉不住了。我们用马鬃绳拴在蒙古包的陶脑(包顶)上钉在地上,我们两个人死死地抓住乌那杆(包顶斜木杆)。风越刮越大,蒙古包像降落伞一样带着我们俩升起来了。没办法,只好撒了手,整个蒙古包就忽的一下掀了出去。随即倾盆大雨就下了下来。我们躲在毡子底下,好不容易雨过去了。 我一下想起来,糟糕!我的书啊!我的兽医书搁在一个羊粪铁箱子里,再一看羊粪铁箱子灌满了雨水,书全泡坏了。把我心疼得难受,最心疼的就是胡体拉的那两本书。我跑回北京去买书,当时一本书几十块钱,是非常贵的,再贵也要买回来。那种对学习的渴望是从骨子里的急迫。就这样,边学习边实践,我的兽医技术逐渐提高了。 二、放血疗法 救活群马 针刺放血是针灸的一种,是蒙医和蒙兽医乃至蒙古族牧民都习惯用来给人和畜治病的放血疗法。 我跟牧民学会了针灸后,就随身带着一个放血针灸针包,也就是现在的手机大小,几乎寸步不离。甚至到呼和浩特开会,回北京探亲,我都揣在身上,成了习惯,离不开它。走到哪里,牧民需要,或者遇到急症我就随时针灸或放血治疗。牧民经常说:“老贾你骑着我的马,给马放放血。” 可能是我的兽医医术明显提高了, 牧民都愿意来找我。记得有一次,乌拉盖公社的一匹马病了,呼吸循环障碍,已经快不行了,让我去急救。我用了很多办法,夜里一次一次用河水给马浇水冷敷,放血,用药。第二天早晨我还没起来,牧民就过来告诉我说,他以为这匹马肯定不行了,结果早晨一看,马好好的,已经恢复了。牧民特别感动,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感谢信。每当想到这件事,我心里就觉得我进步了,我能为牧民做事了。 还有一次,我和牧民在大队南边的马圈里给马做鼻疽的点眼检查。那天天很热,大太阳晒着,一个大圈里有几百匹马。检查到还剩下70多匹马的时候,突然马都不行了,集体得了日射病,就是血液循环障碍,跟人的中暑差不多。当时马已经晃荡的站立不住了,有的直接就摔倒了。治疗这个病有很多办法,比如冷水降温和药物治疗,可当时情况紧急,只有我一个兽医,我就拿我那个大宽针(罕诺日)给马一匹一匹放血,那血像两个泉水一样喷出去,整个圈里头满地都是血浆,走路都滑,像屠宰场一样。经过这种办法的紧急抢救,救活了70匹马,只死了一匹。我那时感觉到很高兴,有一种满足感,我能为牧民解决问题了。 三、试验用药量 驱虫效果佳 草原上有一种特殊的胃蝇虫,它的卵在草上或者钻到马的前胸皮毛,被马啃食,就钻进嘴里,进到马的食道里。卵在食道里生活,慢慢发育进入到了胃里,在胃里长成幼虫,拼命地去吸收马的营养。这种寄生虫病在草原马群中非常普遍,危害严重。我曾经解剖过一匹瘦弱的病马,把马的胃翻开后,像一个大菜花,满满都是虫子,落针之地都没有。当时治疗条件差,给马驱虫很困难。不像现在可以打针,那时候打一针很贵。只能给马一匹一匹敌百虫灌药液杀虫,用的劳动力很多。 我认真的做了计算,每匹马喝多少水,按一匹马5克敌百虫的剂量配药,倒进水车里搅匀灌到水槽里。先让马干渴两天,再让马饮药水。牧民开始不相信,担心马喝多会死。开始驱虫的时候,渴坏了的马围在水槽周围争抢着喝药水,不到半个小时,就把虫子拉了出来。看着满地的稀屎和虫子,牧民们高兴,我心里特别的舒坦,一个很困难的任务完成了。以后每年的驱虫就按照这个办法来做,驱虫效果好,牧民都很信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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